（二）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概述

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共同构成人类社会文明体系。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如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则可能会导致生态危机，使环境不断恶化。部分发达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探索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如澳大利亚生态城市——阿德雷德、新加坡绿色城市——新加坡、荷兰智慧城市——阿姆斯特丹等，[8]这些典型模式为其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参考样本。

国内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建立在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之上。我国首次将“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十三五”规划之中，在这五年中，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补上生态环保这块短板，是必须要破解的发展难题。刘思明和侯鹏（2016）认为，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要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并且在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绿色新政”的作用下，主要发达国家的领先优势还在继续扩大。[9]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重要地位。可以说，生态文明建设是维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代际公平的必然出路。通过采取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方式，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增强公众生态意识，将会进一步提升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三）绿色金融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梳理

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绿色金融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二者的共同点在于：一是从定义出发，二者的出发点都在于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寄希望于通过改变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缓解社会发展矛盾；二是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赢。二者的不同点在于：绿色金融是一种政策工具，还可以细分成更具体的金融工具，其效用发挥主要是在金融领域；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战略布局涉及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政策效用影响范围广泛，政策工具众多，机制建设复杂，对国家发展影响深远。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时间长、投资需求巨大、投资回报缓慢，而绿色金融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最核心、最关键的资金支持。因此，绿色金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性政策工具，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起着经济杠杆的重要作用。但是，相对于国外发展较为健全的绿色金融市场而言，我国还未真正形成绿色金融市场，仍处于积极探索阶段。因此，理清金融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与政府追求公共利益之間的关系，充分利用绿色金融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务之急。

二、福建省绿色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现状

（一）福建省绿色金融发展助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成效凸显

福建省作为南方地区的生态屏障，生态文明建设起步早、力度大、生态基础良好，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行者，是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10]“绿色、生态”“清新福建”等都是福建省近年来持续努力的方向，也是福建省的活名片，更是其在不断追求绿色发展过程中的坚定理念与行动指南。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不仅助推了厦门市、泉州市等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和宁德市、福清市等核电项目建设以及闽江、九龙江流域污染治理，而且在自然生态空间确权登记、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领导干部自然离任审计等方面都积极开展“先行先试”，力求摸索出具有福建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权威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的投入，更需要资金资源作为关键撬动杠杆。2000年，福建省提出构建生态省的设想，并于2014年正式成为全国首个获批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在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绿色金融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一方面，福建省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政策的宣传和引导方面不断加大力度。自2012年国家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以来，福建省银监局就积极推进省内各大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大力支持节能减排产业，不断扶持环保产业的发展。从理念上引导各大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在制度建设、产品创新、风险控制等方面广泛开展教育和培训活动。另一方面，福建省从环保企业的绿色标准制定、企业融资渠道和企业生态效益等方面入手，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探索构建合理的绿色金融体系。例如国内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积极探索碳金融建设，工行福建分行的授信限额管理方式，建行福建分行采取“环保一票否决制”，浦发银行福建分行积极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等。[11]绿色金融要求在投融资决策中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向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倾斜，加大力度推进资源节约型、环保节能型产业的发展，因此，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需要绿色金融的有效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