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价值观与评价体系的单一更是让自视甚高的屠苏对自己感到失望乃至对生活感到绝望的重要因素。当下社会在越来越走向多元化的今天，却形成了一种出奇统一的价值观——权力和财富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关于人的评价变得单薄、扁平甚至粗暴，所谓的“真善美”、所谓的“温良恭俭让”统统让位，所有社会成员都越来越趋向于“单向度的人”④。于是，本性“善良、聪颖、博学、专注”的屠苏忘记甚至是否定了自己这些优点，也否定了自己的学识、才华和曾经的文学理想，最终，他本该灿烂的人生却草草收场。
如果说屠苏的命运是个体对抗时代的飞蛾扑火，那么，石一枫的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⑤中，陈金芳面对命运时的态度则是不顾一切、鱼死网破。小说中的陈金芳同样来自农村，进京后一方面受尽了同学、家人的凌辱；另一方面，凭着惊人的毅力、胆量和一意孤行的果敢一步步改头换面，从“穿件老气横秋的格子夹克，脸上一边一块农村红”的外地小孩，变成了举止优雅、颇具姿色的女老板。“我”是陈金芳的初中同学，又恰巧与她借宿的姐夫家同住一个大院，目睹了她窘迫的家室和困顿的少年时代。二十年后两人偶遇，陈金芳改头换面，成了艺术品商人陈予倩。此后，“我”多次出入陈予倩的饭局、宴会，见证了她八面玲珑的社交名媛生活，也最终目睹了她因为诈骗败露而自杀未遂，及至被捕的过程。儿时的“我”与陈金芳虽是同学、邻居，但處境却有着天壤之别：“我”是地道的大院子弟，从小衣食无忧；陈金芳千里迢迢从湖南农村投奔在北京的姐姐、姐夫，而这两人不过是部队食堂的厨子和盛菜员。陈金芳别别扭扭地挤进了北京，为了“想活得有点人样儿”，豁出命去也不肯离开。
陈金芳到陈予倩的发家史复杂、隐秘而不为人知，在看似奇迹般的成功背后，埋藏的是由欲望、虚荣和孤注一掷、不计后果所构成的深海炸弹。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于连，看到了拉斯蒂涅、盖茨比……然而，与这些人物不同的是，陈金芳的命运中不仅暗含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秘密，而且密集地呈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隐疾和暗语，比如城乡差异、性别资本、阶层固化、艺术品市场的混乱……当小说中那个曾经怯懦的、忍辱负重的陈金芳决绝地与过去的自己一刀两断，那个“我”记忆中“绝无仅有的倾诉对象”变成了一掷千金的女老板时，在我们身边，有多少陈金芳被吞没在现实的滚滚洪流中，又有多少看似光鲜的陈予倩，背后不过是不堪一击的脆弱和假象。
与此同时，小说中“我”的形象同样值得推敲。陈金芳奋进、钻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而“我”表面看起来懒散、懈怠、不思进取，内心则“保持着孩子气的任性，仅以‘有劲’或者‘没劲’来决定是否与人深交”。与陈金芳根本的不同在于，“我”从来没有体尝过需要随时随地都铆足了劲儿的人生滋味，所以对于“我”来说，赢不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云淡风轻、姿态好看——这是北京“大爷”的生活哲学，也是家境优渥的城市孩子自小养成的性格。“我”与陈金芳之间的差异，缩影般呈现出当今不同阶层、不同出身的青年人在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巨大分野，更呈现了当下社会现实的复杂面向。石一枫坦言，“对于一个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陈金芳从小就迷恋“我”的小提琴声，曾经无数个夜晚站在“我”的窗台下静静聆听。很多年后，“我”得知陈金芳为了买一台钢琴，跟自己当时的伴侣闹翻并且遭到毒打——她费尽一切努力，最终只是站在了“我”的起跑线上。陈金芳短暂的盛放和悲剧般的凋零，再一次印证了在今天这样阶层固化、上升渠道受阻的社会现实中，生活在底层的年轻人们每一次向上攀登的尝试和步伐，都必定伴随着难以想象的血泪。
诚如特里林在讨论年轻人进城的故事时指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初的几年里，西方的社会结构特别适合——或许可以说其出发点就在于——发生神奇而浪漫的命运转折”，⑥屠苏、陈金芳，以及数不清的与命运相抗争的当代青年，他们不懈的努力都源于对这样“神奇而浪漫的命运的转折”的信仰。然而，也恰恰是他们的一次次身体力行最终向我们证明，如今的现实几乎完全埋葬了发生这样的命运转折的可能性。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底层青年想要冲破现实、逃离现有处境的冲动和巨大渴望，更看到了他们为了实现这样的想法在今天是多么艰难，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二、未老先衰的“颓废者”
或许正是目睹了这个时代太多的屠苏和陈金芳，目睹了他们或是飞蛾扑火或是鱼死网破的悲剧命运，一种放弃抵抗、随波逐流的“丧”文化在当下青年群体中悄然兴起。“丧”文化的兴起与生活压力的骤增、几近凝固的社会结构等有重要关系，高加林、孙少平的逆袭在今天的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知识改变命运或劳动成就人生，如今都不得不让位于出身和血统论的考验。面对铜墙铁壁的现实，青年一代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孱弱和无能为力，于是不如得过且过地“瘫”着、颓着、“丧”着。在近年的写作中，我们发现了太多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甚至自暴自弃的青年形象，路内《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中的路小路、甫跃辉《动物园》《晚宴》中的顾零洲、林森《小镇》中的潘家兄弟……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延长，或者说，书写颓丧、抑郁、消极或自我放逐、自我沉沦的人生观，几乎成了当下青年写作的一种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