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其麟在《百鸟衣》中将民间故事原型里“不健康的或多余的情节”删除，并补充必要的情节，确实提升了原故事的品质，同时，诗人的语言仍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质朴简洁的色彩。由于《百鸟衣》的出现和其巨大影响，甚至导致了许多有意无意的误会，如将“百鸟衣”视为只是壮族的民间故事，或说“百鸟衣”原是民间叙事诗，甚至有将古卡和依娌这两个属于韦其麟创造的名字也当成民间故事里的人物的。当然，这种将文人创作重新民间化的过程，恰恰说明了《百鸟衣》创作的成功和影响力。

有意味的是，韦其麟在将家乡故事中的主人公张亚原改为古卡以凸显其壮族色彩的同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将主人公父亲之死描写成阶级压迫的结果。也就是说，流传已久的民族地区的风俗、民间文学这个“旧瓶”，常常装入了现代历史、现实生活的“新酒”。而且这一增加的情节，恰如前文所述，无形中构成了一种张力，可能会造成文本的撕裂。同样的例子，如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元宵夜曲》《带刺的玫瑰花》等，均有苗侗民间文学的影子，作者也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将人民群众反抗官府压迫的故事设置成阶级斗争的模式，并有意将反抗当成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如《大苗山交响曲》所写：

我们苗家爱自由，

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土地上，

从不侵犯别人，

可也不让别人侵犯我们，

假若别人来侵犯我们的话，

我们誓死为它而战。

如果不从阶级的角度来理解苗家的反抗，显然不可能获得话语的合法性。《元宵夜曲》同样将民族题材置于普遍性的理解中，人物行为的动机仍然被描述为对自由的追求：“逃走了，逃走了/海宽任鱼游/天宽任鸟飞”。在这种带民间故事原型的写作中，虽然作家时常强调其民族民间的来源，但只有把其当作文人创作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下面我们以《带刺的玫瑰花》为例，看看诗人在其改写创作中强化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

苗延秀此诗源自侗族民间故事《珠郎娘美》（或娘梅，珠郎也有译写为助郎的），1959年已完成初稿，题名《珠郎与娘梅》，并发表过其中几节，后全诗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1985年作者又重寫全诗，改题《带刺的玫瑰花》，“将人物、故事发展到反封建剥削，目的是深化主题，加强人物性格典型塑造”⑥。根据现有的汉字记录资料，各地流传的“珠郎娘美”故事大致梗概是：在古州三宝寨头寨（“三宝古州沃”），有位美丽的侗族姑娘娘美，因“行歌坐夜”（亦名“行歌坐月”）爱上了名叫珠郎的后生。当时侗家有“女返娘头”的婚俗即姑家第一个女儿必嫁舅家人，娘美被逼嫁表哥，于是珠郎娘美二人连夜私奔到贯洞村。富家青年银宜见娘美漂亮想霸占她，设计害死了珠郎。娘美得知事情的真相后，机智勇敢地杀死银宜为珠郎报仇⑦。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的核心情节是逃婚私奔，后半部分是遇害复仇。娘美与珠郎的恋爱是侗家“行歌坐夜”的习俗允许的，但两个人相爱毕竟是私人的事情，一旦与家族利益发生冲突，如故事中的“女返娘头”，个人感情就会被牺牲。所以珠郎娘美私奔的实质是个人意志与家族利害关系的冲突，但在中国的现代叙事中，自由恋爱被赋予了反所谓封建礼教的崇高意义。后半部分珠郎的惨遭杀害和施害者的得到报应，乃由银宜的贪恋美色引起，民间故事的原意乃是人不要有坏心，应该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而不是落井下石。根据一些田野调查报告，早期的民间传说将两人的悲剧说成得罪观音和违反天命的结果，带着深厚的宿命论色彩，而后期的各种文本都剥离了这一点⑧。而苗延秀的诗歌虽然保留了原故事的大致脉络，却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含义。个人意愿与传统习俗的矛盾被渲染为反封建，而银宜与其帮凶都被塑造为地主阶级的形象，从而将整个故事的主题统一到反封建压迫上。

这样的重写，自然受到作家创作时的各种环境力量的制约。与韦其麟创作《百鸟衣》里相比，八十年代的氛围相对轻松，同时诗歌艺术手法相对丰富和复杂，这一点用《带刺的玫瑰花》与韦其麟的《玫瑰花的故事》相比，也能看出质朴与丰富的区别，当然这种丰富有时候也是一把双刃剑。《带刺的玫瑰花》显然在文雅化与合理化上做了加强，如传统的侗族妇女很少有受教育的，她们接触年轻男性的机会由“行歌坐夜”的习俗提供，苗延秀为了强化珠郎娘梅两人的恋爱基础，描述两人在学堂同窗，共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仿佛把旧时代的学堂描绘成了少年男女可以自由谈情说爱的天堂。诗中除了充满汉语诗歌中的各种传统意象和诗句，也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如诗题中的“玫瑰花”，显然源自西方诗歌，旧时代的侗族女孩娘梅，居然自我形容为“我是玫瑰带有刺”，似乎不合情理。更有意思的是，为了照应诗题，使“带刺的玫瑰花”这一意象贯穿全诗，娘梅几次提及“刺”，但意义完全不同，如她对珠郎说的时候，是让其“有心手痛也莫丢”，甜蜜总是伴随着痛苦；而当银宜调戏她的时候，她说“野菜有刺你难吃”，则这刺非那刺了。而残忍恶毒贪婪狡诈的款首蛮松，居然也用“哪怕你是一枝带刺的玫瑰花”来形容娘梅，则显得有点刻意了。当然，这同样不是苗延秀个人爱好所致，而是当时文化政治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