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制度是现代性“嵌入”社会生活的中介。邓小平在改革进程中对利益制度、权力制度和能力制度的思考和设计，为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的建构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的制度现代性建构思想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市场逻辑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以及注重效率与保持社会稳定相结合的原则。 
　　关键词： 邓小平；制度现代性；利益制度；权力制度；能力制度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6-0005-06 
　　一、现代性与制度现代性 
　　（一）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气质” 
　　随着现代国家的不断生成，现代性成为众多学者广泛热议的词汇。英国学者吉登斯从制度的维度来解析现代性，将之视为现代社会与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从世界观、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的一套架构”。[1]法国学者福柯认为现代性主要是指一种与现代相联系的思想态度与行为方式，一种时代的意识和精神，他将现代性看作是“一种态度”，“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作的志愿的选择……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精神气质”。[2]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则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角度审视了西方现代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韦伯的视野中，合理性就是西方现代性的本性，现代化进程就是理性化过程。 
　　笔者认为，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是现代化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构成了现代化的底蕴。现代性外化为现代化的道路与样式。尽管现代性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从一般意义上说，现代性包括一些普遍的内容，如理性精神、现代科学技术、合理化的法律体制、科层制、独立个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 
　　（二）制度现代性为现代国家定标 
　　制度是现代性“嵌入”社会生活的中介。现代性作为一种理性化的生活模式，其必然要通过现代性的制度安排来构成现代社会运行的内在机制和方式。“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着眼点是制度，而社会现代化的基本标志是制度的现代化。”[3] 
　　制度现代性的建构对现代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卡尔·波兰尼认为，19世纪的西方文明建立在大国之间的势力均衡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和自由主义国家这四大制度之上。“19世纪文明之所以独特，恰恰在于它是以一个明确的制度机制为核心的。……正是这些制度勾勒了我们西方文明的历史的特有轮廓。”[4]道格拉斯·诺思则提出，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5]日本“可以说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以西方的现代性为范本而成为东方第一个现代化国家。”[6]日本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表明，日本卓越的经济增长成就应归功于诸如产业政策之类的正式制度的创新方面。战后西德经济的快速发展，首先也是“来自竞争的繁荣”，来自政府创建的一系列规则框架。西德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培育私人产权和市场竞争的基本制度上，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西德经济的发展。[7] 
　　（三）利益制度、权力制度、能力制度——马克思对制度现代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