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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集体行动的成败，奥尔森显得悲观一些，他认为低效率和“搭便车”行为阻碍了集体行动的成功。小集团比大集团的行动能力更强一些，但他对集体行动仍然不抱太大的期望。奥斯特罗姆所谓的集体更像是奥尔森所说的排外性集团，奥尔森认为排外性集团的集体行动很难达成，因为这种集体的行动需要一致同意，任何一个拒不参加集体行动的个体都具有特别的力量，他可以剥夺集体内其他成员的所有劳动成果，因此集体行动更难达成。对此奥斯特罗姆表示不赞成，她对集体行动显然更乐观一些，她认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具有改变约束规则的能力，“集体行动的困境”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是促成集体行动获取集体物品的一套安排，奥尔森和奥斯特罗姆对此研究有显著的差异。
　　强制和选择性激励。奥尔森认为集体内部成员不一致的行为选择导致了低效率和搭便车行为，采用强制的手段，迫使集体成员采取集团期待的行为是重要的措施之一。强制的手段可以是强制的成员资格，如限期加入集团，也可以是强制的政府政策，要求集体成员在一定时间内不得脱离集体或者是成员必须作为，工会的发展历程和国家的岁入便再好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选择性激励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积极性激励即包括经济性激励，如额外的奖金和红利，也包括社会性激励，如更高的荣誉和社会地位，但后一种激励的作用随着集团规模的增大而有所弱化。通过奖励那些为集团利益而出力的人，激励这些人和诱使其他人更多的参与集体行动；通过惩罚那些消极怠工的个体成员，迫使他们和引导其他成员参与集体行动。选择性激励是在集体提供正常的公共物品之外，向部分成员提供私人的、非集体性产品，这意味着激励与个体行为直接挂钩，“多劳多得，不劳少得甚至不得”的激励机制促使理性的个人承担起为获取集体物品的部分费用。
　　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奥斯特罗姆提出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这三者有内在的联系。新制度供给提供了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的规则安排，可信承诺产生了相互监督的需求，而相互监督的结果则进一步强化了权变承诺的信念。良好的新制度供给符合一般的原则：清晰界定的边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相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以及嵌套式规则安排体系。产权界定限制了外来者的进入；规则与环境的相适应性提高了规则的有效性；集体选择安排和对组织权的认可保证集体内成员最大限度的自主管理权；嵌套式规则体系以操作规则选择、集体规则选择、宪法规则选择三者为核心，确保制度变迁的成本不至于过高。可信承诺是权变式承诺，即“你遵守规则，我也遵守”，良好的制度安排使得监督成为最大程度获取集体物品的愿望的副产品，相互监督带来的结果不仅限于改善了集体物品的水平，也为成员下一步决定是否继续遵守规则提供了信息，权变式承诺和相互监督这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强化。
　考虑到强制和选择性激励作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因此在不能有效达成集体行动的情况下，奥尔森所提出以强制和选择性激励为核心的措施将面临着“二阶集体行动的困境”，即出于自身利益最大考虑的个人，没有理由把精力和时间投放在维持集团或组织正常运转的秩序中来，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带来的好处不能把其他个体排除在外。奥斯特罗姆则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提出了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参考性措施，以新制度供给、权变承诺和相互监督为核心的动力机制使得集体在不依赖外界帮助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自主治理。奥斯特罗姆并不认同强制是促成集体行动的必要措施，这种措施可能使成员产生愤怒的情绪从而破坏集体行动，而温和的制裁不遵守规则者，原谅个体成员偶尔的过失，也可以达到纠正错误行为增进集体收益的效果。
　　方法论的差异与启示
　　以上比较分析表明奥尔森和奥斯特罗姆关于集体行动理论存在极大的差异，而差异的根源在于两位学者截然相反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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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与奥斯特罗姆之比较

2014-12-15 12:02　来源: 互联网作者：胡兴球浏览次数 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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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与奥斯特罗姆之比较 2014-12-15 12:02 来源: 互联网 作者：胡兴球 浏览次数 3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