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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2008-12-24 09:39 来源: 汇博论文网 作者:paper188 浏览次数 5143

 1978 年以后,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开始实行一套全新的改革开放政策。例如, 在经济政策上, 从单纯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 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增加市场调节的成分并逐步形成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农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又如在政治上, 逐步健全了法治, 调整了社会各群体的关系, 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等等。到了20 世纪90 年代, 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单位制改革,城市又出现了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四大体制的变革,等等。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社会群体本身和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社会分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面, 笔者就从五个方面来分析这些变化。
         
        一、身份制的变迁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改革开放30 年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主要变化, 可以说, 变化的基本特征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化。改革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特点是非财产型的,即区分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不是财产、经济收入的多少, 而是一种特殊的身份指标, 包括政治身份的区别, 户籍身份的区别, 工人与干部身份的差异等等。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改革以后的最大变化就是, 原有的身份制度或身份体系逐渐瓦解或衰落, 出现了重大的变迁, 特别是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农民开始突破户籍身份的限制。80年代后, 我国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 农民被允许进城开店设坊, 兴办一些为城市居民所需的服务业。起初对农民的放松还是有限度的,提出了所谓“离土不离乡”的政策, 即允许农民离开农业生产而从事其它行业, 但要求农民还只是在家乡范围内就业, 而不要流入到大城市中去。但是,一旦放开, 就很难控制住,农民实际上是既离土又离乡了。到了新世纪的2008 年, 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总数甚至达到了1.5 亿人之多, 其规模之宏大确实惊人。农民中也涌现出了一批“农民企业家”, 甚至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虽然有人还叫他们是“农民企业家”,但是, 他们的社会地位决不是户籍体制所能限制得住的。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中, 以2003 年6 月20 日国务院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为标志,对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采取了更为积极推进的政策,将城乡居民的身份平等作为户籍改革的最终目标。
         
        第二, 以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发生变迁。我国改革以前的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体系是单一经济成份的产物。改革使我国的经济成份多元化,个体、私营、外资、合资等经济成份的发展如雨后春笋; 改革也使得人们的收入多样化, 工资收入、股份、证券收入、房地产收入、单位外收入等等花样繁多。这样, 由官定的工资级别在巨额的财产分层中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这种级别分层也就难以支撑其所谓“本位”体系了。同时, 它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在计划经济下, 政府部门掌握着诸方面管理的最重要权力, 因而各级政府官员自然成为全社会的核心群体。近年来,计划经济已经全面让位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过去控制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的经济指挥权有所削弱。随着政府各种权力的逐步下放, 官员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独占据着社会经济运行的中心位置,而只能与市场分享权力。再者, 市场的发展也直接改变着过去的官员等级身份制度。在过去, 我国的每一个营单位都有一个级别, 如科级企业、处级企业、局级企业等。然而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地位的高低只能以其资产、产值、利润的地位来评价。而这种地位的高低是市场竞争、经营效益的结果, 决不是由上级预先可以封许的。面对市场竞争, 官定的级别越来越失去意义。一些原来官定级别很低的企业,一跃而成为有亿万资产的企业, 这使得原来的等级分层次序被打乱了。
         
        当然, 30 年来, 官本位机制的变迁也并不仅仅是单向度的变化, 在某些方面, 官员级别、身份也有强化的现象, 比如, 90 年代末以来,随着政府财政税收的大幅度增加, 官员的级别、身份在分层中又有强化的趋势。但是, 如果从政府与市场的总体关系看,资源转向市场, 社会分层更为多元化而不是单一的“官本位”化, 这样的总趋势还是明显的。
         
        如何评价“官本位制”的这种变化呢?应该肯定, 这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 虽然行政级别的分层体系曾起到了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但是, 不能不看到这一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束缚是相当严重的。一切权力甚至连经济的管理权均集中在行政管理者手中,这大大阻碍了民众积极性的发挥, 并最终造成经济发展滞后的状况。在单一的行政级别体制下, “当干部”成为全社会普遍向往和追求的目标。这极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它使得人们都争相挤入干部队伍,结果, 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政府机构臃肿、干部队伍过于庞大是个久治不愈的顽症。一方面, 它成为社会的沉重包袱, 每年耗资数以千亿计的行政管理费用, 已使经济尚不发达、人均收入较低、贫困人口较多的我国力不胜负;另一方面,干部中冗员过多造成了行政效率大大下降, 人浮于事、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纪律松弛、堕性十足, 这些现象在不少行政机关中已经司空见惯。所以, 分层机制的这种变化,使干部身份不再是人们追求的惟一目标, 这会有助于精兵简政和全社会效率、效益的提高。
         
        第三, “档案身份”已被突破。改革以前,绝大多数人几乎终生在一个单位就业,人们在单位之间的调动十分困难。难以调动的体制上的原因在于一套特殊的档案管理制度, 或称作档案身份制度。“档案身份”是人才“单位所有”的重要基础。市场改革以后,在劳动就业出现大量流动的情况下, 人才的“单位所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自此, 没有档案的就业成为并不罕见的现象。随着多种经济类型单位的出现, 档案身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使人们在就业时不再为档案身份所困, 社会上也出现了负责保管档案的“人才交流中心”以衔接不同体制之间的差异。所以,档案身份对于城镇就业者的束缚已大大松解。
         
        流动为社会带来了活力。曾有人估计,在美国全部GNP 的创造中, 有三分之一来自社会流动的贡献。对于我国的统计虽然还没有, 但是,深入分析我国改革近30 年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 就不难发现社会流动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第四, 取代传统的先天身份指标,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文凭、学历、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分层、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自1977 年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文凭、学历就在社会地位的区分中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80 年代以来, 中央在制定干部提升的标准上也强调学历的重要性,没有高等学历的一般都得不到提升。80 年代中期以后, 我国正式恢复了学位制度, 建立了学士、硕士、博士等一系列学位体制, 90 年代以来又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技术证书制度, 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证书等等。在新世纪里, 中国加入WTO , 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证书愈来愈成为区分社会地位的新的依据。
         
        第五, 产权的“排他”作用更为突出。从本质上看,中国严格户籍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因为阶级体系和所有权体制被打碎了, 户籍等制度成为取代阶级和所有权而维持社会秩序、资源分配秩序的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以后, 整个社会的财产集中在政府手中或公共占有的程度有所降低,民间占有财产的份额和数量增长均十分明显。90年代以来, 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 以及多种所有权成分的各种企业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间拥有财产的形式也多样化,比如, 住房体制改革以后, 私人拥有住房的现象已经变得极为普遍。根据建设部前副部长宋春华提供的数据, 我国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已经达到82 % , 这个比率超过香港的53.6 %和美国的69 %。2007 年3月16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明确提出对于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给予平等的保护。10 月15 日胡锦涛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在所有这些条件的促进下,可以预期, 财产会逐渐成为显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 财产所有权制度地位正在逐渐上升, 并有可能成为新的维持秩序的首要制度。
         
        从世界各国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看,在身份分层解体, 向经济分层演进的初期往往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我们遇到的尴尬处境在于, 在我国打碎了阶级体系的时期, 明明社会上已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了,但是我们却在社会政策上大搞所谓“阶级斗争”; 当我国从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演变的时期, 我国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但是, 这一时期却又是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在社会分层方面遇到的最大难题。
         
        当然, 身份制度毕竟在我国奉行了几十年,其变迁也会遇到重重阻碍。在中国这样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里, 任何一种变迁或改革都必须考虑到循序渐进的特点。尤其是身份制度, 其变化滞后的特点是十分突出的。在新世纪初叶,身份制变迁滞后的特点也触发和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目前, 比较突出的是作为“社会惯性”运行的户籍体制与新的社会群体关系之间的矛盾。需要着重解决的是三方面问题
         
        第一, 城乡之间二元分隔的体制问题。目前我们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即需要对于城乡居民的身份关系作出重大调整。世界各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遇到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问题, 但是, 他们由于没有作为“社会惯性”的户籍制度的制约,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上是同步的, 即当工业化实现时, 城市化也在全国普及。相对于我国近30 年来突飞猛进的工业化发展而言,城市化发展特别是城市户籍改革是滞后了一些, 这样一个与主体社会运行脱钩的、被戴上农村户籍帽子的巨大农民群体的户籍问题就凸显出来。
         
        第二, 城市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中上层提出了明确的权利要求。近年来, 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要求取消就业中的户籍限制的呼声甚高, 流动人口中的高学历人口、企业主等要求得到城市的正式户籍身份。在此种呼声之下,政府管理部门也作出反应。公安部提出, 允许各地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户籍改革实验。实验的基本原则是: 当地需要, 当地受益, 当地负担, 当地有效。例如, 前一段上海、广州推出“蓝印户口制度”,外来人口取得当地蓝印户籍后, 符合在该地生活、工作一定期限的规定就可以申请该市常住户籍。北京市人事部门也对于流入人才的户籍管理做出了比以前更为宽松的调整。浙江省提出在全省打破城乡户籍壁垒,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 建设一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广东省也表示, 争取在条件成熟时全部取消农业户口。
         
        第三, 残存的户籍身份利益所引发的矛盾有所激化。与30 年前相比, 今日中国户籍身份的利益范围已经大大收缩了, 当然, 也还有一些残存的领域。最为突出的矛盾就是不同户籍身份的人高考分数线和录取比率不一样。在新世纪里,这方面的利益冲突显得尤为激烈。在每年春季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高考分数线的户籍差异问题已经作为两会提案正式登场。在讨论中,不少人抨击高考录取中的“户籍优越”、“户籍特权”, 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不公平就是高考分数线的户籍特权和户籍歧视。他们主张全国性大学的录取应采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主张给予不同户籍的人以一律平等的录取权利。笔者以为, 此种讨论会将成为身份分层进一步解体的催化剂。
         
        二、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
         
        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候政治地位比经济地位重要,人们之间有较大的政治地位差异, 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功能, 政治斗争激烈, 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 政治地位的重要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地位的重要程度却大大上升。
         
        因此, 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 中国从政治分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 换言之, 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体制转变的起点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新政策。邓小平同志于1978 年12 月13 日作了相当于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指出: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 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 生活先好起来。”[1 ] (P142) 邓小平讲话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成为启动中国改革最初的动力之一, 也成为转变社会分层机制的重要力量。该政策在转变分层机制方面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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