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孟子在“舍生取义”的论证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建中国古代哲学中“薄”的伦理学的有力启示，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基于其“本心”概念的价值道义论原则，从“本心原则”出发可以逻辑地推出康德绝对律令的“人性公式”。“本心”与“人性”具有高度的形式相似性。
关键词：“舍生取义”论证；本心原则；人性公式
作者简介：颜青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上海 200241）
对道德原则的构造和论证，似乎是近代道德哲学的一个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道德哲学就缺乏道德原则，像我们常常谈论的基督教“金规则”或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可以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道德原则。
诚然，这些格言式的句子在当时代并没有作为基本原则，更可能是当代研究者们依据近代道德哲学的风格重新发现的。按照当代具有反理论主义（anti-theorist）倾向的伦理学家威廉姆斯的看法，我们可以区分“厚”的和“薄”的两种伦理学{1}，古代哲学家更关注道德生活“厚”的方面，如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过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原则的东西不可能成为他们特别关心的方面。然而，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发现和重建古代伦理学中“薄”的方面，我们就有必要从其文本中将这样的原则重新论证出来。
本文试图从孟子关于舍生取义的论证中发现一个基于其“本心”概念的原则，并与近代伦理学的道义论原则，具体地说是康德绝对律令的第二表述即人性公式，作出一个比较。
一、孟子的“舍生取义”论证
孟子在“告子（上）”章中关于“舍生取义”的论证常常被逐字逐句地引用：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2}
孟子的“舍生取义”是特定情景中一个两难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在这里揭示的是在“二者不可得兼”两难情景下“义”与“生”的取舍原则问题。
在孟子的分析中，“舍生取义”是用归谬法得出的结论。这个推理过程中的大前提是两个具有普遍性（由“凡”这个全称语词所表述）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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