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中国1985—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并采用倍差法测度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规模的水平值相对于样本平均值增加了20.6～36.4个百分点；不论是考虑其他变量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或是采用因变量和自变量的不同衡量指标，还是选择不同的政策起始点，并考虑离群值的影响，均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规模膨胀效应是稳健的；开放程度、市场化进程、财政分权等变量均膨胀了地方政府规模，而人均产出和人口增长则对地方政府规模起到压缩作用。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战略；倍差法；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5?0160?06
一、引言
在中国当前重新启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关于政府规模的问题成了一个关系到政府治理模式、绩效及经济增长质量的现实难题。理论界从不同视角对政府规模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朱光磊和张东波[1]指出，官民比、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农业人口、政府职能等因素均会影响政府规模；Rodrik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是其政府规模的关键性决定因素，越开放的国家其外部风险越大，而政府消费或支出可以起到缓冲外部风险的作用[2]；杨灿明和孙群力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身处开放型市场经济中的中国所遭受的外部风险导致了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并且，外部风险与社会福利支出显著正相关[3]；梅冬州与龚六堂沿着Rodrik的逻辑又作了进一步探讨并指出，开放程度与政府规模在中国三大区域具有差异性，二者在东部地区呈负相关但在中西部地区呈正相关[4]。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中国财政体制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规模膨胀的根源。譬如，孙琳和潘春阳、孙群力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证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推动了地方政府规模膨胀[5?6]；王文剑也认为，在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官员晋升压力下会积极地开展财政支出竞争进而导致地方政府规模不断膨胀[7]。但是，已有的研究尚未探讨西部大开发战略会在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效应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或者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是否会对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规模产生影响？显然，从西部大开发战略视角切入地方政府规模膨胀问题，不仅有助于厘清政府规模膨胀的决定因素从而为进一步的体制改革提供实证依据，还有助于科学评判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成效，甚至还能为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提供新的思路。
正如张康之教授所言，“政府规模的膨胀是政府职能扩张的直接结果。每项新的政府职能的出现，都或大或小地意味着一个新的政府部门或政府机构的出现，即使在没有设立相应的部门或机构的情况下，也需要有相应的人员去具体地承担这项新的政府职 能。”[8]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需要增加新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去专门负责西部大开发事项，这必然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规模。并且，中央政府也会通过财政拨款、投资及转移支付来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膨胀地方政府规模。范子英和张军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中国1994年财政分权之后由转移支付所引致的“粘纸效应”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确实具有显著的作用，人均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会使得人均财政支出水平上升0.6～1.元[9]。因此，可以预期，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规模会明显膨胀。
不同于已有的省级层面的实证研究，本文采用倍差法（DID）将所有省份分为两组，即处理组（西部12省）和控制组（其余19省），并分成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期（1985—2000年）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后（2001—2011年），基于此来评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规模膨胀的实证影响。这不仅提供了一个决定政府规模大小的新因素，还有助于处理样本选择偏误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另外，通过对经典文献的梳理可发现，以往针对政府规模的研究多侧重于跨国分析，但跨国研究使用的数据往往缺乏可比性，国别间的异质性因素也不好控制，而数据的差异可能导致结论的不同。因此，本文不同于已有的跨国研究，而是基于中国1985—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来检验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对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效应具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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