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社区软法；协商民主；社区治理；协商联动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2015年2月，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同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由此，全国基层社区普遍开始探索协商民主机制建设，协商民主在我国民主政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学界也积极开展研究，涌现出了一批研究成果。研究视角大多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出发，对如何认识社区协商民主，如何设计社区协商民主制度，对协商主体、协商范围、协商程序、协商结果的保障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这些理论探索多是以典型案例研究方式进行。笔者尝试从法学中软法视角出发，通过对济南市各个区县的典型社区进行实地调研，汇总相关案例，为如何通过软法实践进一步推进社区协商民主深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并尝试提出对策性建议。

一、软法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实践和研究

（一）软法——治理背景下的法学回应

软法的概念最早源于国际法，最初只起到宣示性作用，并未引起法学界的普遍重视，但随着公共治理的兴起、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软法现象大量涌现，促使国际法学界逐渐关注软法研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传统管理模式日渐式微，面对多元社会结构的兴起，公共治理理念开始被广泛接受。作为治理手段的软法在这一背景下被引入中国。[1]

软法是相对于硬法而言的。国际法学界最常援引的是法国学者弗朗西斯·施尼德对软法概念的描述：“软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2]国内法学界以罗豪才教授给出的概念最为权威：“软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行为模式未必十分明确，或者虽然行为模式明确，但是没有规定法律后果，或者虽然规定了法律后果，但主要为积极的法律后果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只具有软拘束力，其实施不依賴国家强制力保障，而是主要依靠成员自觉、共同体的制度约束、社会舆论、利益驱动等机制。”据此，一般认为软法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规范性，这是软法的形式特征；二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这是相对于NbD8iB2OU3WUkqtXVa2tqWq/nP4NRQ2HjdrzyVfbURk=硬法而言的根本特征；三是创制主体的多元性，这是作为治理手段的基本特征。[3]软法渊源普遍认为至少包括以下规范：⑴国家法中没有明确法律责任的条款（硬法中的软法）；⑵公共政策，包括国家性政策、社会性政策与政党性政策；⑶行业协会、高等院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规范本组织和活动以及成员行为的自律规范；⑷执政党、参政党、政协等规范本组织和活动以及成员行为的章程、规则、原则。[4][5]

（二）软法在社区治理中的实践和研究

⒈软法在社区治理中的实践。社区软法是基层社区自治组织制定的规范自身及社区成员行为的准则，是基层群众自治性规范。根据社区软法的内容性质，可以分为自律类、管理类和服务类。自律类软法是社区成员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就某方面公共议题达成某项“约定”，其表现形式多是以居委会或村委会名义发布“村规民约”；管理类软法是社区治理机构在履行职责或开展活动时应遵循的具体制度，其表现形式如“工作制度”“工作纪律”“守则”“准则”等；服务类软法是社区治理机构对自身的工作目标、工作方式、工作状态甚至具体时期内完成任务的数量质量等，对社区成员进行公开承诺，其表现形式多是直接以“工作目标”“服务承诺”等形式张贴于公共服务场所。社区软法除规定部分基本原则外，主要是对社区公共事务中的各种具体事项和办事程序进行规范。如社区花坛、运动场所的维护和使用等。

在社区治理中，软法发挥着巨大的基础性作用，但却一直处于“日用而不知”的状态。国家硬法因其立法成本高、修改难度大、法条表述高度简约等特点，难以为社区复杂多变的日常实际情况提供具体指引，而软法因创制成本低、灵活性强等特点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我国社区是一个半熟人或熟人社会，社区软法在创制和实施中的非强制性和协商性特点非常适合社区建设；我国传统文化中注重“脸面”的特质为社区软法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环境。硬法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基本框架，但在国家法律难以触及或尚未顾及的边缘空白地带，可以由社区软法为社区治理提供具体规范，以实现基层治理的稳定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