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社区软法实施效果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在大多数社区具有决定性意义。社区协商民主的各个环节，从制度制定到执行落实都有赖于社区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工作热情。二是上级政府对于社区协商民主的支持力度。区域化党建的进一步推行促使社区驻区单位开始主动融入社区建设，类似的支持性举措对于协商民主的实效将产生深远影响。三是社区协商民主规范化建设的质量是直接决定协商质量的重要因素。如有的区政府对于社区干部就如何召开协商会议进行专项培训，有的社区就如何召开协商民主会议形成“先表明立场后发言、不跑题、不打断、不攻击”等社区规范。
四、推进社区协商民主的策略
针对调研中所反映出的各种问题以及来自社区的实践经验，笔者从改善社区内外整体制度环境的角度出发，提出如下建议：
（一）创新党建推进机制
党建工作不仅提供思想和组织保证，还是做好基层工作极为重要的抓手。党组织通过创新党建工作思路，可有效调动社会资源投入社区治理。笔者在上海学习时了解到，上海在社区建设中贯彻“三张清单”制度，即资源清单、需求清单和项目清单。资源清单是基层党组织能够联系到的各种资源，需求清单是社区居民存在的各种需求，项目清单是党组织通过项目制将现有资源对接居民需求。需求清单的工作重点是对社区居民需求的有效收集和整理，项目清单主要是做好资源与需求的对接，这两项工作都是通过加强社区内部管理来完成的，资源清单则更多依赖各驻区单位对社区资源的投入意愿。因此，在加大基层党组织工作力度的同时，需要创新党建制度。其中，区域化党建是一个较好的思路。
所谓区域化党建，是指在城乡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和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按照区域统筹理念，运用现代管理科学和信息科技手段，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统筹设置基层党组织，统一管理党员队伍，通盘ga2QSXx+rf57rzAT2igpuA==使用党建阵地，形成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社区党组织为基础、其他基层党组织为结点的网络化体系。[20]区域化党建突破了传统单位制党建的封闭性，通过属地管理和区域化整合来重新调配社会资源，强调运用沟通协商、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等社会化的方式。[21]目前，区域化党建中对驻区单位参与基层协商的要求还不够严格，驻区单位积极性不高，认为社区协商不是自己份内事务，耽误时间和精力，还不出成绩。通过完善党建机制，在驻区单位参与社区党建的具体内容中可以加入参与社区协商民主事项，如对于社区共建中投入多少人力和资源，帮助解决了什么问题等。这里面又可以分为本地驻区单位、外地驻区单位和商业机构，分类要求，合理化共享资源。对于商业机构，如果参与社区共建会从政府获得哪些优惠；对于本地驻区单位，则设置科学详细的参与社区共建的项目；对于外地驻区单位，则根据单位具体情况，先摸底再制定合理措施。
（二）提升网格化治理质量
网格化治理是当前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基层政府开始推广“网格化管理”，其在加强社会风险防控，提高管理效率，维护基层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网格化管理”重风险防控轻公共服务，重政府主导轻多元参与，不符合服务型政府转型的需求，而网格化治理则能较好克服这些弊端。
网格化治理的优势就是能够将治理资源下沉到社区并实现有效整合。在调研中发现，对社区协商民主而言，网格化治理依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首先，加强网格员制度建设。网格员制度是网格化治理的基础制度，其建设质量关乎治理质量。社区协商实践也大量借助网格员的信息收集功能，但是各区县對网格员的管理模式并不统一，有专职的，有兼职的，还有志愿的；有的是小区居民，有的是外聘人员，而且各区县对网格员的工作要求也不规范，总体还处于粗放式管理阶段。因此，需要制定工作规范并严格考核，以此提升网格员管理能力和水平，进而为社区协商民主提供及时准确的社情民意。其次，加大网格内的资源整合力度，助推社区协商民主的实现。现有网格虽然对各部门的职能和人员进行了一定整合，但整合力度有限，因此，应进一步明确网格化对社区的服务职能，加大资源整合力度，以提升网格化治理质量。
（三）培育和引入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有利于整合多方资源、预防和化解社区矛盾纠纷，也有利于协助基层党组织在城乡社区治理中拓宽治理渠道。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社区需求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相比，发展依然缓慢，急需在以下两个方面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一是大力扶持社区急需的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质量上。比如社区中大量存在的是以退休老人为主的文娱类组织，慈善类和公益类社会组织数量有限，能提供的慈善帮助和公益项目也无法满足实际需求，社区中的失能老人和残疾人难以获得有效帮助。对于此类社区迫切需求的社会组织应该大力发展。二是合理引入外地社会组织补充本地需求。比如济南市中区舜园社区就引入北京的社会组织帮助建立协商民主制度。这既有利于社会组织资源的全国性流动，也有利于发达地区成熟社会组织对其他地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