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在探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不足时，是建立在实践发展基础上的，因此具有其合理性。而自由主义所涉及的规则在当下中国的许多方面是缺失的。
基层社会的协商民主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回应，超越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论而直接进入案例实践，是因为它符合当下中国政府、政党和社会在体制内拓展民主的愿望。
因此，对基层民主实践的表达很容易出现不同的三个文本：政府的官方宣传文本、精英的学者研究文本和客观的民间文本。事实上，虽然这和中国传统社会的逻辑有着实质区别，但必须警惕这一文本差别造成的误解。
为什么观察结果在不同的田野调查个案上存在着一致性?原因就在于基层民主实践的政府主导性。中国政府的行为逻辑是一致的，所以各地的民主实践也就很难摆脱这种一致性。即使萌生真正具有草根性的民主，政府的强势介入和硬性推广也会使其丧失本来的空间。同时，出版的田野文本应用的理论模式和作者实际观察的文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
虽然协商民主在一些个案中体现了巨大的进步，比如浙江温岭公共预算的参与式协商，但许多协商民主的实践都缺乏真正利益的激烈对话，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个案表达的虚伪性，这在中国缺乏自由主义民主发展阶段的情况下，更说明了个案研究的批判性不足。
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实践没有和国际理论模式接轨的可能性?前面论证的中国当下的社会多重结构本身就为这种接轨提供了可能，问题在于如何定位这种接轨的空间。在应用国际理论时应该首先采取一个批判的态度，这一批判不是批判理论本身，而是用理论去反观现实和理论在现实载体上的变异。
二、协商民主在中国的个案分析
中国政党治理社会的领域可分为两个：一是通过政府体制进行，即从中央政府一直到地方政府，然后到基层社会治理；另一个就是通过政治协商制度，直接与社会中的阶层和党派进行沟通。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政党互动，尤其是中华全国工商联这一组织，我们可以观察当时协商民主形式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吻合程度，从而反思协商民主的前提构成。
1、民国时期的商议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