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家制度构建与能力培育：中国的转型经验
与俄罗斯不同，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社会经济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良好绩效。转型期间，中国保持了持续、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平均GDP增长率达9％以上，2007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达到1978年的15倍。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中国保持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市场化程度稳步提高。中国转型的成功实践与国家的作用密不可分。特别是中国通过有效的国家构建，培育和增进了国家能力，实现了国家与市场及社会的良性互动。从表1中不难发现，中国所有的国家能力指标不仅超越了俄罗斯，而且在转型国家中位居前列。因此，称中国为“强国家”治理模式是有实证依据的。
转型启动前，尽管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备程度不及前苏联，但是国家对社会高度渗透和控制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却与前苏联基本相似。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曾使中国社会陷入极度混乱，国家能力遭到严重削弱。这种特定的结构性约束决定了中国转型期的国家构建需要有效权衡两方面的任务：一是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恢复国家管理和调控社会经济的基本职能；二是通过稳健而有效的制度改革实现国家治理模式转变，使其与经济市场化进程相适应。中国的领导集团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上述结构性约束，采取了适宜的策略选择，实现了有效的国家构建。
首先，中国转型期的国家构建并非以激进的政治民主化为先导，而是采取了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服务于经济改革需要的策略选择。在转型过程中，执政党领导的政府始终保持了对政治权力的必要集中，维系了国家制度的统一性、整合度与协调性，避免了因政治秩序激变引发的政府组织涣散、行政机能瘫痪，保证了国家具备充分的行为能力。同时，中央执政者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对自身的认知偏好和执政理念进行重大调整，果断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条，将国家治理目标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社会对国家的合法性认同。这一转变突破了刚性意识形态制约，使制度环境更具灵活性，为经济改革与国家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创造了契机。
其次，中国采取了适度分权的改革措施，优化国家权力和能力的配置。这些分权措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中央政府采取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的方式赋予地方政府在税收、财政、金融、经济决策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分权化改革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激励约束结构。一方面，它提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凭借在政治、人事等方面的领导权仍有能力约束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并可以汲取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推动改革。二是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实行经济分权。国家通过政企分开、放权让利等措施使国企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并鼓励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国有经济蓬勃发展。在经济分权过程中，中国没有采取俄罗斯那样的大规模私有化，尽管国有部门的比例大大下降，但国家仍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保持必要的控制，确保国家具备必要的经济权力和实施经济干预的能力。三是国家通过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扩展了公民个人、社会团体自主活动的空间，将国家过多承担的社会事务转交给他们，以削减治理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