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金融机构积极进行有益的尝试，绿色金融体系正在逐步建立，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初显：节约了煤炭资源，减少了碳排放量；节约了水资源，降低了水质污染程度；节约了森林资源，提高了植被覆盖率，等等。福建省政府以及金融机构对于绿色金融这一创新方式进行积极引导与宣传；政府对金融机构和绿色产业的补贴、投资力度不断加大；社会公众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不仅促进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也使绿色金融发展理念渐入人心。从建立武夷山生态功能区、三明林区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到邮储银行福建分行立足于福建山海经济特点确立绿色金融特色定位等项目的开展都是最有力的证明。[12]

（二）福建省绿色金融发展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⒈城乡生态环境二元化现象导致绿色金融重心偏移。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示范区”的具体要求。[13]生态建设不仅是城市的需要，更是广大农村绿色发展的基础。目前，福建省各大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均已取得了初步成效。在北京大学中国生态文明指数研究小组撰写的《2014年中国省市区生态文明水平报告》中，关于我国省市区生态文明水平的排名，福建省排在第1位。福建省的福州、厦门、泉州三个城市不仅水质优，空气达标天数在90%以上，而且城市绿化覆盖率在全省名列前茅。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明显得到了改善，但与此相比，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却变化甚微。一是城市生态建设使得大量的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向农村地区转移，加剧了农村地区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的程度。二是福建省“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特征本身就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再加上农村地区粗放型的生产模式，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的程度。三是农村的污水排放和垃圾处理没有规范化的专业设备，生活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四是城市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资金需求量大，资金投入较为集中，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绿色金融体系相对健全，申请支持资金的渠道较多；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比较欠缺，且鲜有机构或个人会因环保问题而有申请意愿，致使金融机构的重心导向偏移明显。

⒉绿色金融存在供需矛盾，金融机构缺乏主体责任意识，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当前，企业转型已经是必然趋势，因此，应在严格控制“三高”（即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企业发展势头的同时，大力推进“三低”（即低污染、低排放、低耗能）绿色企业的发展。[14]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就是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经济结构调整。一方面，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政策红利等方式大力支持环保节能绿色产业；另一方面，企业转型升级都要依赖于资金的持续供给，资金需求量之大可想而知。绿色金融政策不仅需要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也要满足金融机构的利益需求。为此，福建省金融机构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例如兴业银行提供的碳金融综合服务和排污权抵押贷款，浦发银行福建分行发行的绿色债券等，但由于福建省绿色投资体制不完善，没有建立绿色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导致绿色金融的需求不能与金融机构的投资愿望有效衔接。突出表现为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意识不强，金融机构在推进绿色金融过程中动力明显不足，绿色金融覆盖面也不够广，等等。此外，绿色金融不同于传统的金融活动，它需要专业化的管理知识和管理技术，而福建省在相关人才的培养方面还未采取积极措施，绿色金融领域人才尚处于较为紧缺的状态，这不仅会阻碍金融创新工具的研发，而且对于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也十分不利。

⒊绿色产业界定模糊，“漂绿”现象缺乏监管。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工业、农业和旅游业等各个领域。金融机构在确定绿色企业过程中，出现了界定标准不明晰、贷款额度缺乏法律依据、风险预估与控制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例如，南平市武夷新区在引进绿色企业过程中，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福建创四方电子有限公司和酿造企业兴华啤酒的引进标准虽然在《武夷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中有所体现，但是文件中的说明过于笼统，没有制定出具体产业的标准化细则，这对于绿色金融的风险控制十分不利。[15]另外，福建省绿色金融还存在政府部门过度干预的情况。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帮助金融机构实现正外部效应，但由于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管理方式不同，信息不对称，使得一些“漂绿”企业有机可乘。这些企业在申请贷款审核过程中通过制造虚假的生产信息而获得了巨额的发展基金，而真正需要资金的绿色企业则无法得到有力的支持，“漂绿”企业戴着“虚假帽子”进行污染生产，造成了绿色金融与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一恶性循环也是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缺失的表现。

三、促进福建省绿色金融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协同发展的对策

（一）制定并实施绿色金融政策，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一元化

福建省各大主要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生态文明建设要缩小差距，使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由二元化向一元化转变，需要各级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城乡自身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