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当下社会结构的多重性使协商民主同时面临着困境和希望。中国基层民主中的协商民主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应，但个案研究的批判性不足。越过基层协商民主的具体实践，回顾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互动过程，观察民主协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信息沟通功能，反思协商民主的具体实践过程和前提条件。能够为基层的协商民主实践提供一个历史和逻辑的对照。 
　　[关键词]协商民主　社会主义改造　政党互动　政治协商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5－0120－05 
　　 
　　一、协商民主的批判性考察 
　　 
　　西蒙·钱伯斯在总结关于协商民主理论问题的研究状况时指出：近年来几乎每个人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示认同协商民主。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把宪政民主看成为在一些基本方式上原本就带有协商的意味，因此，协商民主理论的语言和涵义，经过不同的解读而形成一些论述和争议就不足为奇了，但并非所有对于商议的响应或认同都能被当作是协商民主理论。 
　　如果考虑到中国的语境，就会发现这种争论更加丰富和多元。单纯地讨论哪种理解是正确或错误意义不大，因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多元性质的话题和实践，纯粹理想型的概念很难包容任何实践的现实。 
　　探讨协商民主在中国当下的实践空间，是在许多困境下进行的，但无论如何，协商民主成为中国当下寄托民主发展希望的一个载体模式。中国实践与其在整个国际社会上成为研究焦点的背后，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逻辑差异，这是探讨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本文绕开基层实践的案例，而是从逻辑和历史上，为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提供一个对照分析。 
　　 
　　1、协商民主与其他民主模式的关联考察 
　　从西方民主发展的逻辑考察，协商民主寄托了人们对自由主义民主或选举民主功能缺失的弥补，或者说是修正和发展的厚望。简言之，协商民主理论通过把民主的重心从投票选举转至公共领域以及对其进行判断与证明的实践之中，试图在交往形式日益制度化的话语载体上解决对话性政治(共和主义)和工具性政治(自由主义)之间不同的片面性和分割性。关于这一民主的条件和过程，学者们提出了种种见解，如德雷泽克、科恩、麦科考伊与斯库利、古德曼与汤姆森等等。这些都是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前提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在哈贝马斯那里，民主有三种——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建立在对这两者协调基础上的协商民主。自由主义直接表现在议会活动、选举活动、行政管理活动的制度中；共和主义则强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整体表达和代表表达差异中的道德性因素。哈贝马斯寄托厚望的协商民主则表现于交往行动中，以一种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发生着。商议式的民主模式强调了两个最为基本的信念：第一，作出政治决策之前要通过广泛的商议；第二，商议过程中参与者应该尽可能平等且尽可能广泛。 
　　任何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动都包括潜在的、不受语境制约的、要求迫切的社会标准。哈贝马斯认为要想交往行为完全合理，必须达到一些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