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就社会属性而言，村规民约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协调关系和强化关联的功能

随着现代传媒和市场经济对农村的渗透以及人口流动的加快，村庄社会关联（村庄社会关联是指村庄内村民与村民之间具体关系的总和，指的是处于事件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村民在应对事件时可以调用关系的能力）[1]开始降低，一些村庄的村民开始出现“原子化”现象，不但个人对村庄事务的关注度降低，而且村民间的个人联系也比较少。村规民约通过对邻里关系、民间纠纷等作出规定，可以强化村民之间及其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在调研的98个村（社）中，绝大多数村规民约中都有关于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的规定，只是表述方式不同。有些是从面上要求，而有些则细化到邻里纠纷的解决与补偿，如寿安镇《天星村村规民约（2015）》第十一条规定：“发生民间纠纷时，应互谅互让，调解解决。邻里之间发生纠纷，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应承担医药费、误工费等费用，不能采取要挟或威胁的办法。”

（四）就文化属性而言，村规民约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传承和载体的功能

自治传统和自治习惯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有着久远的历史，而村规民约作为传承的载体，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元11世纪中叶，宋朝嘉佑年间进士吕大钧带领村民制定了《吕氏乡约》，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的《圣训六谕》，不仅与《吕氏乡约》内容基本一致，还成为以后村规民约的基本原则。[2]比如“礼俗相交、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等价值理念，对当下的农村基层治理即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万兴乡《公平村村规民约（2017）》第十一条就是对良善文化的传承：“孝敬父母，赡养老人，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些村规民约还强调村民间要和谐共处，树立依法维权意识，如大同镇《同福村村规民约（2018）》在邻里关系第三条中规定：邻里纠纷的解决，要按照互助友爱的精神平等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向村调解委员会提出申请，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村规民约不仅可以传承固化良好的家风习俗，同时还可以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如郫都区友爱街道《龙溪村村规民约（2017）》第一条明确提出：要遵守公民道德规范，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可见，村规民约作为软法治理的一种方式，是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利于推动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治理规则体系，而且有利于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

二、农村基层治理中村规民约的基本特征

村规民约是村民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结合本村实际制定的涉及社会治安、村风民俗、邻里关系、婚姻家庭及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综合性规定，是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形式之一，同时也是基层治理、规范村民行为的一种有效方法，具有主体多元、宗旨明确、内容灵活等基本特征。由于各地的发展水平和自然环境不同，使得村规民约呈現出了新的时代特征。

（一）调整范围有所变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各种利益诉求差异明显，村规民约的调整范围也开始发生变化，已从综合性领域转向法律法规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或是当前村（社）矛盾利益聚焦的领域，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2011年，绝大多数村（社）制定的村规民约几乎都涵盖了社会治安、消防安全、村风民俗、计划生育、邻里关系、婚姻家庭等多项内容，而从2013年开始特别是到了2017年，除极个别村（社）外，都相继修订了村规民约并且结构及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森林覆盖率高达83%的万兴乡，其9村1社所修订的村规民约针对森林防火作出了专门规定。具体而言，《观斗村村规民约（2015）》第十三条规定：“自觉做好森林防火隔离带砍伐工作、积极配合村委会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再比如流动人口有3.8万人的新都区龙桥镇，其5村4社的村规民约针对外地非农村户口来本地落户的情况也作出专门规定。《青桥村村规民约（2017）》第九条即规定了外地非农村户口迁入的条件，需要所在小组80%以上的户主签字同意。就目前来看，村规民约的调整范围更具有针对性，更能够体现村（社）所在地的地域特色及发展实际，而且主要体现了社会福利分配、集体经济利益分配等内容。

（二）程序意识有所增强

从纵向角度看，成都市下属区县十个乡镇各村（社）在制定和修订村规民约的过程中，对制定程序的重视程度均有所增强。目前，绝大部分村（社）都明确村规民约须经本村村民会议讨论通过，还有一些村（社）同时明确了村规民约的通过及生效时间。如寿安镇的百花社区在修订村规民约的过程中，将修订的日程表、实施方案及起草小组成员名单、草案等都逐一公示，确保村民意见得到充分体现与吸纳。除此之外，村规民约在具体内容上也开始体现程序意识，如寿安镇《吴家场社区村规民约（2015）》第四条规定了对违反村规民约处理办法的程序要求，除了口头批评教育的，其他处理必须要集体讨论并以书面形式作出，处理决定及相关材料要全部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