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下，如果版权人采取了一定的技术控制，则公众要以合理使用为前提接触作品，就必须要征得版权人的同意，让版权人取消技术保护，或者只能采取一些破解或者规避技术保护的措施。现有的技术保护措施采取的是全有或者全无的保护措施，技术保护措施根本无法自动区别公众接触作品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范围还是侵权行为。

笔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下我们应该以信息记录的方式来保护合理使用制度。此种技术措施的保护符合版权法的立法目的，也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对信息进行记录，一方面可以让版权人对自己的作品实际享有控制权的同时，还有利于权利人对于他人使用自己的作品进行监督，有利于发现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可以让社会公众接触到作品，繁荣社会文化。

四、互联网版权技术保护措施的新思维

1.技术措施保护范围的新理念

在新的网络环境下，有的学者提出，在网络信息保护中，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对信息加以控制，使其私有化。日本学者中山信弘主张采取双轨制版权结构，对传统媒体与数字媒体采取不同的版权保护模式。德国的著名经济学家阿诺德·匹克特在他的著作《网络经济》一书中认为现在网络的影响将推翻一些传统的市场规则。这种新的市场规则使得我们的一些法律规则不再适用这种新的虚拟的现实。一些支持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的假设被动摇了。我们不可能再按照传统的版权保护理念对“互联网+”时代下版权进行保护，因为保护的主体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原来的老办法也就失效了，我们需要新的保护理念来对网络环境下的数字作品进行实质性的保护。

笔者认为信息记录的技术保护更具有现实意义。在网络环境下，要保护好版权人的利益，必要的技术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著作权绝不仅仅偏向于权利人，而且更应该顾及公众利益。在Feist 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指出了版权法的两个基本原理：版权保护的目的不是为了回报作者，而是为了增加整个社会的知识财富；任何人都不能对“事实”或“思想”享有版权。如果我们的著作法将所有的权利全部交给版权人，那就等于剥夺了其他人在某种程度上模仿的自由。所有的作品都产生在借鉴前人的成果之上，如果公众无法接触到作品，何来创作呢？

2. 规避技术措施处理的新理念

马克思曾说过：“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我们需要在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处来确定技术措施采取的限度，对版权人的权利进行限制。“权利限制”，就其本质讲，是指有的行为本来应属侵犯版权人的权利，但由于法律把这部分行为作为侵权的“例外”，从而不再属于侵权。因此，有些国家的版权法中，把“权利限制”称为“专有权所控制的行为之例外”。

对于技术规避措施，我们应该根据“设计目的标准”和“推销目的标准”来判断。如果一个作品仅仅具有设计目的，而不具有推销目的，则不应认为其具有侵权行为。因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22条的相关规定，合理使用是法律为了推动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而赋予公众的一项权利，那么如果版权人采取了技术手段则会侵犯公众的权利。但是我们现有的技术保护措施是“要么全部进行技术保护，要么全部不进行技术保护”，技术保护措施根本无法自动区别公众接触作品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的范围，还是侵权行为。所以只有在一个技术规避措施具有推销的目的，也就是向不特定的人提供时，才认定其构成侵权。

在技术保护措施下，是不可能分辨出使用者的行为到底是侵权或者是合理使用而对其进行区别对待。并且版权人自己可以通过技术措施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控制和保护的，对于依赖国家给予强有力的保护也相对减弱，“互联网+”时代下的版权也不应再受合理使用制度的限制。对于网络环境中的数字作品，我们能够通过技术保护措施对其实现保护，因此，也应该给其脱下传统版权法中权利限制的大衣。

综上，在“互联网+”新时代下，网络环境本身就偏爱使用者一方时，要加大对版权人的保护。所以版权人应该更多地依赖技术措施对自己的权利进行保护，并且通过市场经济的调整力量，我们根本不用担心采取技术措施会阻碍知识的传播或者技术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