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重要差别。这些差别包括：从目　标上说，革命的目标是破坏和推翻旧的制度，并夺取政权；执政的目标则是建立新的制度，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并利用政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社会良性运行的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从手段上讲，革命必然强调斗争，奉行“斗争哲学”，凡有利于夺取政权和破坏旧的社会秩序的一切矛盾和斗争，总是全力扩大、激化　；执政则主张安定和社会和谐，凡不利于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的一切矛盾，总是全力去缓和化解，通过协调、对话、妥协来平衡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从要解决的难点上说，革命主要是军事上的难，是如何以弱小的革命力量逐步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的难；执政则是建设的难，是如何协调社会利益的难。从党的社会基础上说，革命多半扎根于特定的社会不满阶层，代表一个特定的阶级，体现他们的意志，实现他们的理想；执政则力求平衡全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利益，反映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可以讲，如果我们党再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执政党地位，坚持“执政为民”，仍然采用“革命”的办法进行建设，则党的事业必将毁于自己手中。因为，革命本身并不是我党的最终目的。社会改造，不仅是要摧毁一个旧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执政为民”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革命不同的执政地位的自觉，对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自觉，对执政条件下如何为民和贯彻“三个代表”的自觉，是突破“革命惯性”的一种创新。
 
(二)从阶级阶层作为甄别机制到激励机制
　　现在仍然存在一种误解：好像一提阶层就是否定阶级，用一种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把　阶层与阶级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事实上，阶层与阶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里的关键是要理解，社会阶层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　置方式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学领域中社会分层研究的主要视角。抓住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清楚阶层与阶级的本质联系了。因为两者都是从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配置的角度出发的。阶级概念着重强调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所有制，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占有的决定性意义。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的包含关系不同。一种理解是——过去我们都这样理解：阶级是个大概念，阶层是个下属概念，即每个阶级下面按照不同的标准再分若干个阶层。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更一贯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阶层(stratum)是个大概念，而阶级(class)则是一种特殊的分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阶层是按一般的概念“社会资源和社
会机会”来区分的，而阶级则是一种按特殊的社会资源——生产资料来分层的结果。所以在社会学中，阶级被纳入分层或层化(stratification)的范围之中，分层或层化是个大概念。笔者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担任社会学理论部分的主编，当时就提出了这一点，并且事实上就这么处理了，即把阶级纳入分层的范围，只是没有明确说分层或　阶层是个大概念。但不管哪一种理解，都表明阶层和阶级有这样那样的包含关系，阶层范畴可以看作是一种适度淡化了的阶级概念。
　　
　　在现阶段我国所处的内外环境中，用阶层范畴来适度淡化阶级概念不仅是必要的、及时的，而且是符合我国社会差异的实际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待两种社会应取不同态度的要求的。首先，由于“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对阶级概念的极度扭曲，阶级成为一个火药味很浓的概念，即使到现在，国内外还都存在一种顾虑，这就是担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否会在某个时候死灰复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适度淡化阶级概念，而是不恰当地强化它，那就会引起新的社会动荡，不利于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对外放，就会引发我国急需的国内外资金到不了位。这对我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利的。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其次，由于在我国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很难用阶级概念来概括的社会群体，寻求更加合适的、更有概括力并又能包容阶级概念内容的范畴已不可避免。只有用以职业为主要原则的、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内容更广泛的社会资源所构成的多元标准来加以划分，才比较说得通。而这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所说的阶层或分层的范畴。再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强调阶级概念、强化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意识，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而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总的说应该逐步淡化阶级概念，才能逐步减缓社会张力，增加社会的整合力。总之，在中国社会适度淡化阶级概念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阶层范畴的身上。
　　与阶级阶层的核心内容和本质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在社会政策上让它们发挥何种社会功能。适度的社会分层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大锅饭”所具有的种种痼疾。当然，不合理的社会分层也会损害社会激励和社会团结。一个社会的社会分层是否合理，一是看它的开放性，二是看它的公正性。所谓开放性，是指社会上的任何职位，所有社会成员在理论上都可以凭借自己后天的努力而获取，各种社会地位之间的转换和流动是自由的。所谓公正性，是指各种社会资源在各种社会地位上的分布是公平的，地位之间的级差是合理的。
　　我国的阶级划分制度——一种直接体现社会结构的次级制度，是从革命战争年代演变而来的。在革命战争年代，阶级分析和划分主要是为了解决分清敌我这样一个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必要的。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即在全国农村实行的土地改革，按照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有无剥削及剥削的程度划分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阶级成分；1954—1956年，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的需要，在城市也参照此标准及个人职业划定了阶级成分。这样就分别形成了中国城乡社会的政治与阶级结构。这种阶级成分　(家庭出身)在上世纪60年代的城乡“四清”运动与“文革”中被复查与再确认，并通过政审制度与人事档案制度记录在个人档案中。可见，革命战争年代的思路和基本做法，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一个时期在很大程度上都继续下来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改革开放前，上述阶级划分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甄别机制。即根据每个人的先赋身分，将他们归入不同的社会群体，赋予他们不同的社会资源。在这种社会甄别机制中，各个社会地位之间是相对封闭的，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流动几无可能。这样一种身分性的社会甄别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社会成员的工作积极性，损害了社会的动力机制；限制了社会交往，影响了社会整合；妨碍了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为了适应执政为民的需要，必须将社会分层制度从社会甄别机制转变为社会激励机制。也就是说，社会分层的目的，不是赋予每个社会成员一个固定的身分，而是让每个社会成员认清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从而弄清自己努力和奋斗的方向；同时，让国家和社会能够及时掌握整个社会的动态，从而能够利用社会分层机制来有效地推动社会的发展。这里应当强调指出，当前研究我国社会分层，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搞一次重新划分阶层的运动。研究我国社会分层，是为了实事求是地搞清楚阶层结构变迁的客观情况，为更好地将社会分层制度从社会甄别机制转变为社会激励机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