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从英国寄回一篇题为《从伦敦几处纪念地看马　克思和他的学说》的长文，1983年3月5日，光明日报用整整一版加以发表。18年前，我从英国回来后，撰写的第一篇社会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题为《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发表在1985年7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和诞辰185周年的今天，国际国内的大背景、大环境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其中，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何在实践中、在本学科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又一次更尖锐地摆在面前，要我们有针对性地加以回答。同时，这么多年过去了，作为学者也有必要对自己过去发表的观点进行回顾和审视。我想用这种方式纪念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科学巨匠”马克思。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正确区分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
　　近些年来，我一直论证这样一个观点：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分清它的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所谓“根本观点”，就是那种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它而不能推翻它的一般原理。这主要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上的基本原理，如作为辩证唯物论精髓的“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活的灵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各个学科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如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与社会、权利与社会的关系等基本原理。所谓“具体论断”是对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过程作出的判断。
　　就根本观点说，马克思仍然是“活着”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宝库。当代的各种思潮、社会学说，都这样那样地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就具体论断来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提出的许多命题，同样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校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与时俱进”。我们怎么能够要求150多年前的思想家的每一个具体论断都适合现今的情况呢?假若这样，那还要我们这些后人干什么呢?我们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执政党、对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不与时俱进显然不　行。同时，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提出的具体论断，还有一个作用是要理解他　们是针对何种具体情况、根据何种具体条件得出来的，从中学习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根本观点要坚持和丰富，具体论断要校正和前进。“过时论”以及从“过时论”中引申出来的“无用论”和“教条论”这两种来自两个极端的态度，都是对坚持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不利的。这种两极思维方式，都是妨碍理论创新的。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宽一点，那么就会发现，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思潮、各种学派，实际上都在不断研究新情况从而与时俱进，我们当然更应该在社会转型加速期这样急剧的社会变化中，以马克思主义的　根本观点为指导，自觉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吸取国外研究中的合理的东西，为我所用，不断得出与客观实际相符的具体论断，并以与时俱进的具体论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就是这种丰富发展的典　范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里，根本观点，强调的是一般性、普遍性和它们的“　同”，具体论断说明的是特殊性、差异性和它们的“异”。正因为有一般性、普遍性和“同”，它们才有统一性，才构成统一的发展过程；而因为有特殊性、差异性和“异”，它们又有多样性，显示出统一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色。
　　二、在具体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搞清楚善于破坏旧世界与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关系
　　正确处理破坏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推翻旧制度与建构新制度的关系，十分重要。建国后的历史表明，我们取得的成绩，都与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紧密联系，而我们的失误则与没有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有关。上述破坏与建设的关系，集中表现在“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以阶级阶层作为甄别机制到激励机制、从“斗争哲学 ”到“社会和谐”等问题上。
　　
　　(一)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
　　中国共产党是以武装斗争和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夺取政权的。在旧中国，不推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不用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战胜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不打倒压迫剥削工农大众、侵犯他们利益的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就不能忠实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这样做了，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出了我们党“革命为民”的丰功伟绩。
　　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的转变问题。“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在“为民”、在坚持“三个代表”这个根本点上是相通的。“为民”讲的是立场问题，只有站在“为民”的立场上，才能革好命，执好政。但是　革命的条件往往是十分艰苦的，而执政的条件却一般是相对舒适的。这时一些执政党的党员容易忘记为人民服务，容易忽视坚持“三个代表”。只有那些牢记“执政为民”，并且身体力行的党员，才能真正经得起考验，为党争光。我们党旗帜鲜明地提出“执政为民”，既继承发扬了我们党“革命为民”中“为民”的一贯优良传统，又在我们党执　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赋予“为民”以崭新的内容。这对于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也即对“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在“为民”上是相通和相同的。但是革命和执政的主客　观条件毕竟是有重大区别的，体现在如何为民上同样是有区别的。忽视或混淆这种区别，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执政的问题——我们称之为“革命惯性”，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既使我们看到了“执政为民”的经验，也使我们尝　到了“革命惯性”的恶果。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拨“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执政问题”之乱，而返“执政为民”之正。江泽民正式提出“执政为民”，并把它作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本质”，既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同时又是对它的发展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