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莱蒙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并非只是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孤胆英雄，而是19世纪初俄罗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人群、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按照阿甘本的观点，“同时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更确切而言，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关系。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与时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同时代人，之所以如此，确切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审视它；他们不能死死地凝视它。”②正是这种既依附于时代，又与时代保持距离的关系，让每一个时代的毕巧林们拥有了审视它、死死地凝视它的能力。

近年来，中国社会经历着或大或小的裂变，乡土社会的没落、城乡的巨大差别、城市内部的秘密，锻造甚至重塑了成长期的中国青年——他们亲历了当代中国的飞速发展，也见证了整个社会价值观与社会风尚的改变。他们的个体命运与内心起伏仿佛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从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开始，一群生活压抑、郁郁寡欢的“失败青年”正在当下文学中大量涌现。由“失败”而起的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消极、颓废，放弃抵抗、随波逐流变成了生活的常态，也逐渐成为一种青年人普遍的价值观。

青年形象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曾经历了由“多余人”“忏悔贵族”到理想“新人”的转变。当下中国文学的情况与之颇为相似，在今天，当“失败”成为一种书写潮流与普遍的人生态度时，这一代青年人如何从这种时代情绪中脱身，如何完成精神世界的自我救赎与超越，从而成为更加强大、完整的自我，成了异常显豁而重要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几乎时刻都会与这样的青年相遇，他们或许正在经历物质世界或个体生命的艰难，但却从来没有放弃对理想与精神追求的向往，他们是这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同代人”。与之相伴，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这样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时代新人形象也正在酝酿生成。

一、“失败者”的艰难

所谓“失败”，指的是经过某种努力却没有达到预定的结果；失败青年之“失败”，也是某个或某些青年人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摸爬滚打甚至痛苦的挣扎之后，最终认清了个体的渺小、无力，于是不得不妥协于冰冷而坚硬的现实。在这些“失败”的个案中，他们所对抗的不是具体可感的某个人、某件事，而是泰山压顶却又难以捉摸的“无物之阵”，是已经接近固化了的社会现实。在这样实力悬殊的战斗中，个体的人几乎只有两种结局：或是飞蛾扑火，或是鱼死网破。

周晓枫在散文《离歌》③中回顾了一位故去旧友短暂的人生，塑造出一个非常典型的当代青年形象。主人公屠苏出身清苦，凭着过人的天资和不懈的努力从农村挣扎到城市。“我”与屠苏曾是多年挚友，然而某天，屠苏突然与“我”告别。从此断了联系的两人，直到二十年后才得以重逢，而这次重逢，却是“我”只身一人的悼念。在屠苏的妻子小夜、前妻明慧的描述中，失散多年的屠苏与他的生活逐渐浮出水面：这些年，屠苏先是奉领导之命与家境清贫的明慧结婚，仕途婚姻皆陷于困顿之时，初恋小夜出现了，屠苏为她选择了抛妻弃子。与小夜结婚后，这个以弱者姿态打动了屠苏的妻子，先是摇身一变成了呼风唤雨的女强人，又最终暴露了自己平庸且市侩的本性。一方面是蔑视尘俗的内心和旗开得胜的前半生，另一方面是困窘的眼前生活、名不副实的爱人和婚姻，背负着重重压力和挫败感的屠苏选择了离开。

屠苏的悲剧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是，这样出身贫寒，凭借自己的能力扎根大城市的青年人，其实并不鲜见。他们身上背负着家族的骄傲与希望，但当他们从农村、小城镇走向竞争激烈、人才济济的大城市时，那些可怜的优势顷刻间荡然无存，更没有人在乎你的骄傲和尊严。当梦想照进现实，屠苏们由一个个令人艳羡的天才变成了生活在缝隙中的蝼蚁，其中残酷的心理落差，最终导致了个体悲剧的发生。

当下中国社会的城乡差距，已不仅仅是三十多年前“陈奂生上城”时所表现的陌生、新奇那样简单——今天的城乡差距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精神、审美、观念的差异。农耕文明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节奏中逐渐养成了一种二元的、非此即彼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城市生活以及城市文化的核心是各类异质元素的汇聚，因而形成了多元的、开放的文化。在农耕文明滋养中成长的屠苏到了城市文明高度发达的北京，自然面对着自我重塑的挑战，他很难恰如其分地像城市人那样工作、生活、交际，比如他单一而传统的女性审美观、对异性交往的狭隘理解、对道不同者的排斥以及不能在悬谈理想与务实生活之间找到平衡……要知道，以上这一切，对于大多数成长于城市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和基本的生存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