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进宽阔的大门
在跨进文学的大门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被告诫，要走“窄门”。“窄”成为一时之风尚，其后有体制转换的背景与知识分子角色转换的渊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从“文学”的阵地集体移师到学术的大营，以历史为经，理论为纬，从此，文学批评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支脉，与文学理论、文学史一起，共同构成文学研究的几个面向。坦率地说，在这个大家族中，文学批评算不得得宠的长子。论知识的广博与学养，它当然不若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己任的文学史研究；论新知与深度，它似乎也不敌文学理论。正如陈平原所说，“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①或许，文学批评因为专注于表彰本国文学精华和承传文学技法，未能参与到“现代性”这一未完成的工程以至于沦为小道。但文学批评并未因之获得解放的活力，反而穿上了学术的紧身衣，试图摆脱旧有的修辞的做法，一心梦寐着让“文学”分享“科学”的荣光。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一开始就面临的文学现实——所有的实验已经过去，所有的纷争已然平息。除了在前辈文学知识分子所划定的格局里亦步亦趋，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别的路可以走。行超似乎没有文学批评科学性不足的焦虑，她天然就对这些“规矩”免疫。在她看来，文学批评与其说是一种文体、一个场域，不如说是一种路径。她自由地运用这一路径，去体验音乐、电影、文学带给她的愉悦，或者说，去体验美。所以，当我在行超的第一本评论集《言有尽时》里读到谈论摇滚乐和校园民谣的文章，新鲜与兴奋可想而知。
这当然不仅因为她谈论的对象是摇滚乐，而是因为她叙述的方式。《新摇滚路上的长征》从1969年美国纽约州Bethel小镇的“伍斯托克”音乐节说起，却是言在彼而意在此。“伍斯托克”仿佛是一个隐喻，或者寓言，映现了今天内地摇滚乐队的演变路径。这是典型的文学化的表现手法。他人作为一面镜子，完整地映现出我们自身。接下来，行超像谈论莫言、余华、苏童一样谈论了摇滚的三个典型案例：摇滚乐队“痛苦的信仰”、许巍与何勇。就像熟悉作家创作的早期和晚期一样，行超深谙摇滚乐队和音乐人的早期和现在，必要的时候，她甚至以描述場面的方式带领读者直接进入摇滚乐队的表演现场，通过观众反应来切入她的核心论题。如果说这一部分是以个案的方式呈现的话，接下来，行超进入了深度分析的部分。她以极其洗练的方式进入她的论题——“如果说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发生在中国内地的摇滚风暴，是社会转型时期年轻人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所发出的充满青春激情和叛逆意识的真实呐喊，那么近年来内地摇滚热的‘回潮’则表现为一种集体逃避政治、冲出都市、重返自然的艺术冲动。除了曲调流行化、节奏民谣化、声音温柔化的转变之外，新一代的摇滚乐队、歌手，几乎清一色地在自己的音乐作品中选择对政治问题和社会现实沉默，转而沉寂于一种农业文明所特有的恋母情结与古典诗意之中。他们怀着浓郁的抒情态度与感伤情怀，或歌唱自然、或怀念故乡、或改写民歌，似乎希望将自己重新置身于渐行渐远的农业文明所特有的生存经验中，以获得一种在工业社会与现代都市中所难以企及的回归母体的安全感。”②如果说，之前因为行超对于摇滚乐的熟稔，我们将其视为粉丝式的“有爱的研究”，那么，到了这一部分，确认过眼神，这是一个专业文学批评者看待世界的方式。只有一个文学批评者才能敏锐地从摇滚乐中发现其逃避政治与回归田园的倾向，并名之以“温情化”；也只有一个文学批评者才能从这一变化中辨析出具体的表现形式。可以说，当行超以文学的方式进入摇滚乐等其他艺术样式甚至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种事物之中时，文学真正实现了它的本质——无远弗届，无所不包。
对于文学批评者来说，这也是富有启示性的一刻。显而易见，文学的位置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有的人，比如我，固守传统，深陷于“文学性”的泥沼中，除了传统的小说、散文、诗歌等，对于这个时代深刻的变化视而不见。而像行超这一代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发现了秘密之所在。他们勇敢地将受过专门训练的批评的目光投向那些事物、现象与文本，进而打开了新的美学视界。在他们眼里，万事万物都呈现出“文学化”的可能，同样的，只有以文学的方法才能拨开迷雾，发现一个更深邃更复杂的世界。看上去，这似乎与“文化研究”有着非常相似的取径，顺便说一句，行超的《失败者的飞翔——浅谈“小清新”》就有“文化研究”的影子，但究其实质，还是有根本的不同。说到底，文学批评者依赖与追求的是艺术作品的所呈现出来的美学经验。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何行超悠然自得地谈论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隐于书后》《老炮儿》《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和英剧《唐顿庄园》。她不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而有趣的灵魂冰山上的一角，展现了一个文学批评者所应该具备的艺术修养与理解世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她向我们昭示了一个更为开阔、开放的批评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