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信用作为投资，这就是商人的成功之“本”。
把信用这种人类基本美德，应用于企业经营中去，已经被企业管理实践所证明。把信作为塑造、培育商家形象的根本，是老字号们无师自通的经营法门。
辽宁的老字号同样如此。比如闻名全国的萃华金店，就讲究质量、以诚信为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是它一贯的经营理念。早在解放前，萃华的产品无论手镯、戒指、耳环、项链、麒麟锁等首饰，还是杯盘、灯具、匙箸、烟具等器皿，都由能工巧匠专门设计制作，力求工精物美，花样翻新。
在投料色度和质量上，始终保持金是足赤，银为纹银，计量精确，不少毫厘。那时候凡有萃华印记的首饰，到各地金店出卖，都能不打折扣地兑换。就连北京、天津、上海一些大城市也对萃华金银饰品倍加推崇，来沈批购，可见其信誉之隆。
就辽宁而言，一方面由于外来的移民因素，使老字号们在打开自己市场的时候，必须争得本地民众的认同。于是，信誉就成了辽宁老字号成功的首要前提。并且老字号初起之时，资金规模上都不允许他们进行大手笔的其它方式的宣传推广，所以只能采取这种口碑相传、春风化雨式的公关方法，用时间奠定自己的基础。另一方面，辽宁老字号产生的年代，现代的营销手段还远没有登上商业市场的大舞台，老字号的创业者们也不可能超前地具有今天的营销观念和意识，用不出今天的种种匪夷所思的营销方法。而这种信誉至上营销思想的确立，实际上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无信则不立”。
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曰：“车无辕而不行，人无信则不立。”荀子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荀子·不苟》)。”以“信”立，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之一。正是这种思想的影响，使得老字号文化的经营上体现出了信誉第一的特点。
(二)大义当先的儒家精神是老字号文化的高层次体现
对于一个普通的工商业企业而言，追金逐利是其本性，无可厚非。但如果能在企业经营的同时，不为金钱利益所蒙蔽，而是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则对企业来说，是一种追求上的超越，也是企业精神的升华。真能做到这一点，知易行难，它其实是由企业本身的文化特点决定的。特别是在没有成熟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年代里，能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并身体力行的，除那些有着深邃文化积累、不凡文化底蕴的企业而不为，这实际上是企业文化的高层次体现。
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讲大义的民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说的就是在国家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什么身份、什么地位，都要义不容辞地参与进去，这就是大义。古时有春秋时郑人弦高犒军退敌，以商人身份完成社会责任的旧例，今天则有深明大义的老字号为社会做贡献的义举。例如辽宁沈阳的老字号鹿鸣春大酒店，自创立以来就是沈阳的高档酒店，不仅财源广进，生意兴隆，其社会影响力也不容小视。但鹿鸣春的经营者们并没有见利忘义，“当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但民众的抗日热潮不减。1932 年，马占山将军在齐齐哈尔江桥抗战中重创日军多门师团，全国上下为之振奋，当时远在西安的鹿鸣春饭店股东之一、爱国人士高崇民得悉此事，立刻想方设法转告鹿鸣春饭店经理、也是自己好友的王星垣，希望能将自己名下的鹿鸣春股份转给马占山用于抗日。
股息大约有 1 000 块现洋，款虽不多，足见诚心。
王星垣不但照办此事，还让佳木斯分店出资接济了大批被日军打散的抗日将士。建国后，已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崇民在鹿鸣春和王星垣重聚，聊起此事感慨万千，他拍着王星垣的肩膀说：‘二掌柜(指王星垣)，我当年托你办的几件事差点要了你的命啊。’”
这是民族大义，老字号当仁不让。
再如李连贵大饼迁入沈阳后，在 1956 年进行了公私合营。当时的李家传人李尧在社会发展的大义感召之下，主动公开技术，无私向外传授，还利用到北京参观的时机，在东方饭店向各大饭店的技术人员传授，使得李连贵大饼遍地开花，广为流传。
孟子提出去利怀义，在大义之下，个人的私利只能排在第二位。舍私利而取大义，如果老字号没有这样的文化蕴含，上述的情况应该是不会发生的，可见这种儒家思想在老字号的文化中的映照。
这就是传统的中国人，传统的中国式企业。大义为先，这样的传统思想因子体现在老字号文化身上，不能不说是老字号以传统文化为根本的一个明证。
(三)恪守商业道德是老字号文化的一贯原则
老字号企业之所以能几十年、上百年地延续下来，并在消费者心中保持恒久形象不变，与它们长期地恪守商业道德，坚持自己的经营之道分不开。
可以说恪守商业道德，是老字号文化的一贯原则。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经商要合法取利的要求，在获取利润的同时，要遵守社会的法律法规，不能违反社会的道德伦理要求，并且还要在逐利的同时，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这是传统文化赋予商业这一行业的职业底线。它包括在经营上的诚信无欺，经商文明、礼貌待客;货真价实、买卖公平;遵纪守法、不搞歪门邪道等等。这些准则说起来容易，但在现实中，在利益的诱惑之下，能完全恪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赚钱第一，在经营上假冒仿制、以次充好、坑害消费者，这样的新闻报道屡见不鲜。但延续至今的老字号，却无一例外地严守着商业道德的经营准则，长久不变。例如李连贵熏肉大饼的熏肉制作，为了保证品质，怕买来病猪劣肉，李连贵自己“开办了一个‘兴盛厚’酱肉铺。为争取更多的顾客，李连贵自己养猪，当猪长到 156 斤时就被宰杀，然后精选前槽、腰排和硬肋等部位的肉制成酱肉。由于李连贵酱肉味道鲜美、干净便宜，所以顾客一天比一天增多，生意也就越来越兴隆。”
由此可见老字号们是如何地重视商业道德。讲究质量，不卖低劣产品，自然是遵守商业道德的体现。又如刘世忠创制的沟帮子熏鸡，开始的时候并无特殊之处，为了迎合顾客的口味，刘世忠反复研究，最后在一位老中医的指点下，在煮鸡的老汤中，添加了具有开胃健脾、帮助消化的肉桂、白芷、陈皮、砂仁等十几味中草药，从此熏出来的鸡既保持了祖传的特点，又增加了一种浓郁的特殊香味。后又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掌握了最佳配方，从此沟帮子熏鸡才名闻天下。从消费者的爱好出发，把顾客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也是中国传统商业道德的体现。再如“1945 年抗战胜利后，奉命进军东北的我军首批部队，在曾克林、唐凯等人的率领下抵达沈阳。当他们一路高歌走到鹿鸣春饭店门口时，被沈阳商界推为代表的王星垣和员工们热烈欢迎他们。当王星垣得知部队指战员一天没有进餐时，他便立刻让王甫亭厨师为部队首长、干部们做了红烧肉和粉条。当服务员将做好的红烧肉端上来时，没想到干部们立刻将红烧肉倒进大盆里与战士们一起吃。此时的场面让王星垣和所有店员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