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进一步，在整个社会这个大的场中，又区分不同的次场、再次一级的场，等等，以此类推。“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例如，艺术场域、宗教场域或经济场域都遵循着它们各自特有的逻辑：艺术场域正是通过拒绝或否定物质利益的法则而构成自身场域的。” 〔1 〕 （P134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的权力场域（如经济、政治场域）是一个元场域，而更具体的特定社会场域则是一个个的区隔化的次场域。整个社会的元场域及其更为分化的专业场域，都可以由纵轴（按照占有资本的多寡）和横轴（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为其两级）所区隔，其中，纵轴是社会文化的等级化区分，横轴是社会文化的自主化区分。场域之间的关系即是差异关系、区分关系、对立关系和冲突关系。语言、符号和文化的奥妙亦在于区隔和区分，从而建构合法性和等级化，以追求最大资本、资源、权力、价值和意义。布尔迪厄认为，场域的分化导致自主性，场域的关联导致同构性或同源性（即差异中的相似性）。场域之间既具有自主性，又具有同构性（元场对次场的支配性）。不同场域之间还具有竞争性和可转换性。任何资本通过感知类别而被感觉时，它所得到的形式则成为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或译为象征资本）。符号象征资本是一种知觉存在或心理表象，存在于行为者掌握的特性和各种类别的感知力（高/低，男/女，大/小等等）之间的关系中。象征资本能够为场域中的行动者所感知和鉴别。“如同我刚才那些描述的象征炼金术，为了那个完成委婉化、理想化、成型化行为的人的利益，产生了一种能使他发挥象征作用的承认资本。这个我称之为象征资本的东西，给予马克斯·韦伯用克里斯玛（charisme）这个词所表明的东西一种严格的意义，而这是他在《经济和团体》里论述宗教那一章的开头部分，明确提出的纯粹描述概念，是迪尔凯姆学派称之为超自然力的等同物。象征资本是某种特性，是物理力量、财富、战争价值（valeur guerriere），这一特性被赋有能够感知它、认识它并承认它的各种感知范畴和鉴别范畴的社会行动者所感知，而这些东西就像一种真正的神奇力量变成象征性的有效:一种特性因为符合社会建构成的‘集体期待’，符合信仰，而发挥一种远距离的，无身体接触的作用。” 〔2 〕 （P167-168 ）

如前所述，尽管布尔迪厄接受了结构主义的理论遗产，但布尔迪厄谴责结构主义对主体能动性的全部否定，不赞成结构主义将社会行动者的作用化约为规则系统的简单运用。他指出：“我想以某种方式重新引入行动者；列维-斯特劳斯与结构主义者，特别是阿尔都塞，都想把行动者变成偶然现象，进而废除他们。” 〔3 〕 （P19 ）。场域不同于阿尔都塞的机器或机构。布尔迪厄力图改造结构主义：在调控主体之物的严密限制中，为主体寻求一席安身立命之地，进而走出结构主义的死胡同。布尔迪厄认为，实践理论作为一种关系论的社会学研究，不仅要研究结构和场域，而且要研究行动者。“行动者”这个术语不同于“主体”或“人”。行动者是通过其在场域中的位置得到界定的，因而不能被等同于内在性的主体。布尔迪厄还引入“习性”这个术语，以替代“主体”这个术语。“主体”是意识哲学的范畴，肯定了人的本质主义的内在属性，“习性”（habitus）则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同时又反作用于新的社会建构。习性是对居于行动者肉体的知觉、意识、性情和精神等社会化身心系统的指称，亦有论者将其翻译为“生存心态” 〔4 〕 （P113 ）。习性是社会区隔和文化任意性的历史产物，而非内在本质属性。“习性”既是被建构的，也是建构性的、能动的。“习性”与“资本”一样，既是积累性的，又具有生成能力。习性具有身体性、历史性、积淀性、生成性、生产性、创造性和建构性。习性是一种内化的社会结构，本身包含了一个场域的整个历史。习性既是历史的受动的产物，又是一种反过来生成历史的能动性力量。它既是由实践产生的，也是文化再生产乃至文化变革的动力学基础之一。习性使得行动者成为一个积极的生产者。正是习性使得社会实践行为不是机械决定论或客观必然性的，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和即兴创造的特点，并不断指向新的可能性的空间。此外，还要进一步关注不同行动者的次习性。总之，“主体”是实体性的，“习性”是关系性的。习性具有个性、结构和时间三个维度。行动者的实践行为是在场域内并依据习性而进行的，场域内的生产活动既反映了行动者所处的位置，也反映了行动者的习性，是场域的结构位置、资本和行动者习性之间的综合作用。习性这一概念提醒我们，场域实践的建构原则存在于社会性构成、被构造了的和构造中的性情系统之中，这些性情系统是在实践中获得的，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①总之，习性即经验，习性有助于把行动者从结构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习性关系到场域的意义或价值的建构。习性使得场域建构为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了感觉和价值的世界，一个值得行动者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社会世界既存在于场域中，又存在于习性中。习性与场域构成了一种本体论的契合关系。②由此，布尔迪厄走出了萨特存在主义与索绪尔和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

布尔迪厄还引入“策略”（strategy）这个术语，以替代结构或规则一词，用以指称行动者的实践逻辑，说明行动者的行动方式和实践选择。策略与行动者的习性有关，策略是依据习性而作出的行为选择。策略不是精心算计，而是通情达理且合乎旨趣，类似于游戏活动的策略。在场域的实践活动之中，每一个行动者依据其位置、资本和习性，往往选择采取保守、继承或颠覆等策略。布尔迪厄还把时间概念引入社会学，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积累性的历史世界。布尔迪厄探索社会世界的关系、结构和场域的时间性和历史维度问题，提出场域的活动过程、资本的积累和习性的历史等问题。布尔迪厄看来，社会世界是一部积累的历史，社会实践既非完全客观的，亦非完全主观的；既非绝对命定论或决定论的，亦非碰运气式的轮盘赌，而是资本、习性和场域的交互作用。与结构主义关注深层结构系统不同，布迪厄强调逻辑与实践并重、逻辑与经验并重，既关注支配性的结构问题，又关注场域的具体实践行为活动和实践经验及实践感问题。可见，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与其说是结构主义的，不如说是建构主义的。场域之所以从根本上区别于静态结构，正在于场域、资本和习性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正在于场域能够开启无限可能性的空间。但也毋庸讳言，布尔迪厄在研究结构的转型方面不如在研究结构的再生产方面深入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