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文学领域内，行超也显得举重若轻。她自由地跳跃在各种翻译文本之间——这是文学批评家的另外一个“清规戒律”。我们被告知说，除非完全占有文本，否则，我们没有资格对这一文本做出可信赖的反应。而这个完全占有，就包括深入母语文本的腹地。行超不管这些。从阅读趣味上说，英语文学和日本文学大约是她的心头好，形塑了她的文学地理地貌，构成了她谈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有力参照。至于到了中国文学的领域内，因为读的作品特别多，相关批评文章也是熟稔于心，于是就有了飞起来的能力。大约是处于中心的缘故，她对边缘的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竟格外敏感。她的好几篇大论文，其实都是围绕“边地”展开的。比如，她谈论“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自始至终是有一个大的背景意识，即“当代文学叙事对西方中心的偏离”，由此出现的文学价值和叙事方式的多元化局势。正是在这一多元局势下，“边疆”才成为一种神话。她大刀阔斧地将一应书写边地的作品整合起来，无论是传统经典作家的作品，还是风行一时的畅销书，在她的分析框架里，都共同参与了“边疆神话”的塑造。进而，她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从这些很难归类的作品中提炼出了三种叙事模式：朝圣叙事、历史叙事、探险叙事。这些传统叙事方式的再次复活，是对现代小说形式崩溃的挽救，也是讲述者自身的一次再生。”从叙事学的分析出发，落脚点却远远超过了叙事学，甚至也超出了文学的范畴。“通过文学叙事所建构的‘边疆神话’，无论它采用现实主义叙事还是新神话叙事，都有意无意地包含着一种地缘政治学批判的思维。同心圆式的‘中心-边缘’结构，不仅是我们疆界的内部结构，也是疆界之外的世界结构。它是近代以来国际格局中二元对抗的‘楚河汉界’模式消解的结果，也是当今各种价值观念和文明尺度，争夺‘叙事’权威，以及争取想象之合法性的诉求。”③从文学透视到文学之外的地缘政治，有了这层见识，这篇批评文章就真正有了飞翔起来而一览众山小的质地。

二、“复述”的魅力

一般来说，在成为批评家的漫漫长途中，批评家会在武器库中装备各式各样的武器。理想的情形是，在遇到不同的文本时，召唤与文本相适应的“武器”。实际情形是，由于个人的禀赋、阅读、写作习惯不同，大多会有一个更为称手的武器作为基本装备。自然而然的，批评家也会选择更契合自己趣味的文本来阐释其批评理念。目前来看，行超显然更偏爱那些有着诸多叙述缝隙，深入人物精神领域的作品，而“复述”就成为她极为擅长的批评武器。在对林白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的解读中，行超的“复述”就充满了感情。

一次次的挣扎、一次次逃离的尝试，多少个夜深人静的傍晚，海红心中那场完美的爱情似乎就这样触手可及，然而，不管是陈青铜还是瞿湛洋，他们最终都离开了海红，又或者说，是海红离开了他们。对于海红来说，不管与他们曾经有过怎样的惊心动魄，却仿佛永远都是两个相邻的星球——那么近，又那么远。海红自以为离了婚她便有了自由，她便可以飞翔，可现实却是，离开了道良的海红才真正开始落地，开始向往一种不那么“自由”的生活。她开始“一点点想起了道良的好处”，没有道良在的日子，她感到“全然的孤独”，身在异乡的她比之前更需要道良，每个重大节日都要回到北京和道良、春泱一起过，每天晚上总要与道良说些无关紧要的生活琐事才可安心睡去……那个内心充满了不满与不安的海红，将自己的人生一次次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试错”之中去，她就这样一路生猛地闯过去，却在最后的那一瞬间想要回头看看——回首来路，原来曾经那被自己视为监牢与镣铐的一切，才是自己最眷恋、最依赖的地方。④

林白所创造的人物海红深深打动了行超。她认为，只有在“复述”中，海红纷繁复杂的人生经历才能被整理、被概括、被评论，进而被普遍化，成为女性乃至人类整体心灵困境的展现。行超将海红的故事从道良的故事、银禾的故事中提炼出来，进一步梳理小说的叙事逻辑，重新叙述了海红的故事。这种“复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聚焦于作品中有意味的细节，打开叙事情境的横截面，向读者展示细节之美，以及细节所抵达的艺术境界。二是展开强大的共情能力，打开人物的内心世界，以自己的人生经验、文学经验解读人物的心灵。三是在小说止步的地方，展开叙述，是对小说的改写或者续写。比如，在《北去来辞》中，道良是通过海红的叙述呈现出来的。换言之，道良的故事在人物的叙述中被建构的，是散落在文本之间的，是故事的故事。“复述”的好处是，可以重建人物敘事。比如，对于只有与海红发生关联时才出现的道良，在行超的叙述中凝聚起来，并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人物。行超是这么描述道良的：

史道良，在曾经那么“超现实”的海红眼里，大抵是一个将要被时代抛弃的旧知识分子。他日日钻进古币、字帖中，他的衣服长满了衣鱼，而他自己就像那件“象征了改革开放的西服”一样，日久天长地被岁月所侵蚀。属于道良的那个年代逐渐远去了，不识时务的他背对了世界，于是世界更背对了他。在这个人物身上，林白投入了复杂的感情，那个生于民国35年的农家子弟，曾一度是乡党眼中“中央”的代名词，在饥荒年间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了生机和希望，即使在他失落的晚年，依旧不流于俗，喜欢一切辽阔高远之物。他显然不需要同情，在他心里，从不是时代抛下了他，而是他看透了“这社会出了问题”，是他主动从现实中隐遁，是他坚持与这个世界对峙着，甚至连最后的离开，都是他以一纸字据通知了这个世界；他也不强求被理解，道良的内心有一种异乎常人的执念和坚持，这种坚持深藏于心底，是软弱的外表下一种不变的自尊和清高。也正是这种坚持区隔了他与春泱、他与海红，以及他与这个时代——道良的头顶有一个罩子，一旦外界对他有所侵犯，他便毫不犹豫地躲进去，躲进那个只有自己的世界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