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所遭遇的最严重问题，进而构成文明时代生存矛盾的，就是社会生活的异化。这种生存境况，海德格尔将之表达为“存在的遗忘”。在海德格尔的论说语境中，世间唯有人这种存在者才是以“绽出之生存”的方式守护存在，以至于人就是“存在之澄明”。参见［德］海德格尔：《路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81、389页。由此可推论，存在的遗忘直接相关于人的地位和意义的失却，毋宁说意味着人的生存出了故障，人在现实生活筹划中遇到了困境。问题的这种提法和性质，已然标明这不是某些个人的遭遇，而是现时代的时代难题。如果我们依此可以发现海德格尔毋庸置疑把理论的触角伸入到生活世界，那么，海德格尔对现代世界富有识见的阐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海德格尔把现代称之为“世界图像的时代”，认为“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正是对于现代的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相互交叉的两大进程，而“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不消说，“人成为主体”则在本质上为这一过程创造了前提和根据。参见［德］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94、96页。

近代哲学关于“人成为主体”的论证和表达，哲学史公认肇始于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原理。这一原理固然肯定和彰显了“我在”的意义，但并不是无条件、无原则地提出来的；唯有“我思”才是“我在”得以可能的根据，这是确定不移的。笛卡尔就此把“自我”确立为“一般主体”，把“我思”即“意识”指证为构成这个“一般主体”的基本性质，由此试图为哲学建造一个能够真正且完全地定居于其上的坚固“陆地”。当然，笛卡尔所开端的近代哲学，有着显著的存在论缺陷：思维与存在截然分立的二元论，表明“我思”有着自己通不过的区域而仅有有限的权能；通过“神助”来实现两者的统一，事实上消解了“我思”的权威。此后，西方近代哲学经过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交锋，直到黑格尔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精详论证而完成了意识内在性原则的建构，“人成为主体”便在形式和内容一致基础上真正确立起来。相应地，随着黑格尔首次在体系中把形而上学的本质形诸语言，形而上学便达到了自己的完成状态。于是，在近代哲学的完成阶段，人获得了作为“一般主体”的内涵标识：人乃是“自我”的“心灵活动”；“意识”就是“有生命的个人”，是“人成为主体”的“主体性”；人能够按照自身的理解和意愿来规定和实现主体性。基于此，人便“把存在者构想为作为对象的存在者，使之进入作为图像的世界之中”。参见同上书，第108页。

在海德格尔看来，因为人根本上和本质上成了主体，标志着有别于以往时代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新时代，“决定性的事情乃是，人本身特别地把这一地位采取为由他自己所构成的地位，人有意识地把这种地位当作被他采取的地位来遵守，并把这种地位确保为人性的一种可能的发挥的基础”。易言之，人开启了支配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由于人是以“意识”为内涵而成为主体的，“表象”乃是表征“意识”并接受其指令的“心灵活动”，所以，人是“绽出之生存”的表象者。“表象”的意思在于：把现存之物当作某种对立之物带到表象者面前，使之关涉于表象者自身，并强行纳入到与表象者的决定性关联之中。这就是说，人把自身设置为一个“场景”，通过表象活动把存在者摆置为“对象”，使存在者必然地摆出和呈现自身，亦即必然成为图像。参见同上书，第93、111页。毋宁说，“世界成为图像”乃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必然产物。进而言之，人的“存在”，是在人作为主体而成为存在者的尺度和中心并把存在者当作客体化的对象时才是可能的；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被表象状态中而被发现的。这种情势下的“存在”，正是人类历史性实践的结果。人类对于物的态度，或者说，人与物关系的历史性演变，可以为此提供切中肯綮的佐证。

人对物的原初态度，可大体概括为人对物的敬重。这种态度的形成，最初是人类对自身生存处境的本能反应。自人诞生以后，人类自身并没有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而是依赖于向身外自然界去索取。正如马克思所洞察的：“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页。自然界被看作为人的“身体”，标识了物的存在性质——物是在人之外的、自在自足的存在物，同时也凸显了物对于人的意义——物是人的生命存在须臾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证。正是这样，人们以积极的肯定的态度与物相对待，无疑顺理成章。虽说这种态度滥觞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即便是在当今的文明时代，尽管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人类在总体上已然有着清醒的意识，怀着敬意对待身外之物，关乎于人类自身命运。换言之，肯定并敬重物，自古至今都是人类对待物的主导原则或基本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