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剩余产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确立，私人占有财产迅速成为社会生活中普遍必然的行为。在这种情势下，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即经济剥削将不可避免，社会财富不断地转移到少数权贵手中。而且，谁拥有的财产越多，谁的社会地位就越高，谁也就能够拥有更多的财富。生活世界如此这般变局必然产生的推动和引领，导致原初的人对物的敬重让位于人对物的占有。人对物态度的这一转变，固然改变了物乃至自然界在社会生活中的原有地位，不过，最显著、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毋宁说还是发生在人及人类社会这一度。正是在人类历史演变的这一转折点上，物通过人而来的现实存在、人之为人的自我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活风貌及其结构等，皆逐渐疏离“人的依赖关系”，而投靠“物的依赖关系”，最终不可遏制地遭到后者的吸收和熔铸。

黑格尔曾认为，作为占有方式的“标志”，是“一切占有中最完全的”。“人能够给某物以标志，因而取得该物，这样正表明了他对该物有支配权。”“标志”是人借助于“意志”而达到对物的“普遍占有”。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62、66页。我们就此可以期待着人对物态度的新变化，当今所谓的消费社会恰恰能够为此提供感觉得到的证明。鲍德里亚认为，在工业社会，人们消费旨在满足生存活动的基本需要，生活必需品是人们消费的基本指向和当然选择，“物品法则”成了筹划生活的一项组织原则。消费社会则使消费性质发生了变化。消费并非为了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而是不断刺激并实际制造人们需要的手段；消费活动并不总是与物品联系在一起，物品失去了与人们某种实际需求相勾连的本义，而是成为无休止欲望的载体或隐喻式表达。这就是说，“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0页。。显然，消费社会用“符号法则”取代了“物品法则”，物被贴上了“消费符号”的标签。人作为现实的人，必须实际进入消费过程才有可能，并注定要由作为“消费符号”的物来支撑和导航，在“吸收符号”与“被符号吸收”的互动中标明自身的分量或成色。这就不难想象，人的生存性质已然凸显了人对物的新态度：从占有转向炫示——人要用物来炫耀显示自身，且并不在乎物之所指，但求物之符号学功能。

从敬重而占有而炫示，人对物的态度的历史性变迁，是人类生活实践演进的结果。在消费社会中，物充当了“消费符号”，对人极尽诱导之能事，这种状况根本上仍归因于人自己的制造。不消说，这正好契合了海德格尔所谓“世界成为图像”之基本意涵。由此观之，海德格尔所论述的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实质上是对现代生活实情的透辟领悟和切近表达。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力量大行其道、由技术力量支撑起来的文明时代，以至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社会生活现象，都要这样那样地借助于技术而展示自身，技术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解蔽方式。基于此，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可以大胆地用“集置”一词来表示现代技术的本质，“集置”所表达的寓意在于：（1）“强制”——把事物聚集在一起，摆置并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的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2）“普遍化”的强制——所有的存在者毫无例外地都在技术力量的召唤下开启自身，并以在场为根据而被分类、排序和揭示。参见［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0、12、19、39页。在现代社会，生产活动是人类的基本订造行为，“进步强制”通过生产活动而规定了整个大地的现实，达到了对于生活世界的覆盖和统治。这就是说，技术“集置”之普遍化强制，是现代这个时代的命运，是现代社会之不可更改的不可逆转的客观必然性。

问题的关键尚在于，即便集置和强制制造了生存困境，人类也已然千方百计地寻找解困之策，但人类能够放弃订造的行为吗？进一步引申的问题则是，现时代的人能够放弃作为生产者的规定性吗？不能！海德格尔的否定性回答，表达了对于现代生存境遇的担忧、不满和批判，同时彰显了现代生活的真相。海德格尔认为，“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乃是现今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而马克思主义是懂得这一双重现实的。参见吴晓明：《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页。看来，海德格尔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是社会生活基础的原理，而且还富有识见地挑明当代生活中经济发展作用的多重变换和复杂呈现。这就提醒人们，解读现代生活变迁，我们不能遗忘或忽略经济发展这个轴心。易言之，海德格尔通过肯定马克思的有关洞见，把现代社会现实凸显出来。

三、哲学如何参与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