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认为，康德美学正式确立了西方美学、诗学和艺术学研究或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场域。文学艺术审美场的自主性具有其历史的生成性和合理性，对于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康德美学也忽视了艺术审美鉴赏的制度条件和历史理性。（按照索绪尔，符号能指之间的差异性、区分性产生符号的意义。因此，社会区分也是社会意义产生的前提。）康德把审美鉴赏力和艺术天才归为天赋之才，忽视了文化习性和文化资本的历史生成性。其实，文学艺术审美场的自主性正是寓于社会性和历史性之中。康德美学宣称审美经验是无关概念、功利和道德的纯粹趣味判断或自由形式的判断，这个美学命题其实是通过对大众审美趣味的区隔而实现的。康德美学的本质主义不过是文化场域的社会炼金术的产物，康德美学只是一种理论设定的审美幻象（illusion）、迷信或信仰，浸透着知识精英的文化习性。凡是进入这个文学艺术场和审美场的行动者，无不默认了该场域的共同信念（doxa），即一种为场内行动者共同接受的某种不言而喻、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信念和共识，而无法看穿和摆脱这种美学幻象。审美自主性、文学艺术标准以及作家艺术家神话和天才神话，因而都是偶像崇拜、社会巫术或社会炼金术的产物，是历史建构的结果。反过来，艺术场的建立，又进一步形塑了对审美自主性和艺术自律性的崇拜。文学审美问题甚至被某些现代美学家视为不可言说的理论盲区或禁区。因此，必须对美学进行社会学反思，必须剖析先验审美判断力的社会历史条件，将其解魅为社会趣味的历史建构。所谓的艺术天才、审美趣味以及艺术之爱，所谓的艺术审美感知能力和艺术编码-解码能力等等，都不是个人内在的、天赋的或神授的，而是文化教育和社会制度历史建构的，是文化行动者的习性、资本在文化场域内综合作用的产物。布尔迪厄指出：“作为带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艺术品的经验，是与一种历史制度的两方面协调的结果，这两方面是文化习性和文化场，他们互相造就。” 〔7 〕 （P347 ）但是，康德美学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否认的，康德对艺术审美自律性的确立，使之成为审美现代性及其合法性的确立者，获得了其特有的符号权力。康德美学为现代艺术的文化自主场的建构奠定了美学理论基础，推动了现代艺术制度的建立和现代艺术的发展，成为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再生产者。

布尔迪厄认为，与其他文化场相比，文学场和艺术场是一个更具私人性的社会空间，行动者的个人习性或性情系统在其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文学艺术的场域比其他文化场更易于被颠覆、翻转和转型。文学场、艺术场比其他场域具有更多更大更流动的潜在的、敞开的游戏空间，其界限是一种动态的边界。布尔迪厄揭示出，艺术与非艺术、审美与非审美的区隔是人为的、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本质主义的。布尔迪厄将自己的美学称为“审美发生的社会学”、“文学作品的科学”，“文化场域的再生产理论”，以区别于片面强调神圣化和自主化的近代美学和一味强调作家崇拜的作家神话学、文本崇拜的文本神话学，转而强调文化场域众多行动者如赞助商、出版人、画廊经理、艺术批评家、文化审查机构等等对文学艺术生产的综合作用，后者的文化习性和文化资本对艺术生产同样发生了重要影响。文学社会学家应当与传统的文学圣徒决裂。 〔7 〕 （P4 ）因此，布尔迪厄社会学实践理论强调文学场内外之间的辩证关系，致力于从复杂的、动态的文化场域关系中揭示文学作品的生产机制，以期实现对近现代审美自律、审美至上、作家至上、形式至上或形式主义、为艺术而艺术以等美学意识形态和文论意识形态的解魅。

三、文化场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实践理论除了关注特定场域的自主性之外，还必须把特定场域与更大的权力场域结合起来，揭示更大的社会历史场域对特定专业场域的深刻影响，分析其在更大场域中的位置争夺情况。布尔迪厄认为，任何“场”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他拒绝把文化场的自主性绝对化，反对关于文化神圣化的孤立主义，反对将象征符号领域的分析与整个社会实践相割裂。布尔迪厄认为，“场”不同于环境、背景和语境，而是生存者的社会空间或行动者力量之间的关系。其中文学场、艺术场、科学场等社会小宇宙是社会大宇宙的折射。只有在这种场域关系中，才能理解其中所发生的事情。“正是在这些特定的力量关系以及力求保存和改变这些关系而斗争的特殊范围内，形成了生产者的策略，形成了他们捍卫的艺术形式、他们建立的联盟、他们缔结的学派” 〔8 〕 （P49 ）。因此，任何特定场域的自主性都是一种相对自主性。文化资本对于经济资本的自主性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文学场、美学场的相对自主性意味着，该场域内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原则，一种是自主性原则，另一种是偏离自主性原则，追求与场外（或更大的场域）的趋同。各种次场域都是特定场域自主性与场域之间同源性的统一（这种同源性是差异中的相似性）。就文化生产的场域而言，即是不断增长的自主性与经济政治等权力场域的最终支配作用的统一。因此，文化场域的活动体现了自主性与被支配性的统一、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统一。更大的社会场域对特定的自主性场域的作用需要经过自主性场域内部的特殊形式和力量的特殊调解，需要经由自主性场域中行动者的文化资本和文化习性的中介，尤其要经过符号化的中介。文化场域中的行动者既非前结构主义的天真浪漫的主体，亦非结构主义的被动接受客观结构召唤的消极主体，而是后结构主义的实践者和行动者。布迪厄把“文学场”视为超越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二元对立的重要概念，指出：“场的概念有助于超越内部阅读和外部分析之间的对立，丝毫不会丧失传统上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种方法的成果和要求。……实际上，由于文学场和权力场或社会场在整体上的同源性规则，大部分文学策略是由多种条件决定的，很多‘选择’都是双重行为，既是美学的又是政治的，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 〔7 〕 （P247-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