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对知识生产的场域与知识分子问题素来十分关注，意欲对知识生产的社会学和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作出贡献。“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认为，阶级关系是通过符号斗争进行调解的，阶级关系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为了使关于社会世界的特定的定义和分类合法化而进行的斗争。这个争夺符号权力的斗争包括命名能力和分类能力。它需要进行符号性的劳动，而这种符号生产正是知识分子的工作。 〔9 〕 （P250 ）因此，知识分子作为符号生产者，成为布尔迪厄的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域。布尔迪厄认为，在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中，存在就是区分，个人的就是位置的，亦即在知识场中占有一个具有区隔性的独特位置。“理论、方法与概念因而是争夺知识承认的斗争武器，对它们的选择，不管是否有意识，都受制于‘对差别的追求’。这样。知识分子是以把自己在文化场域中的影响最大化为目的的策略家。” 〔9 〕 （P258 ）竞争性的学术文化市场要求采用把自己区别于他人的策略，即遵循“区隔性的法则”。无止境地追求差别的冲动促进了知识场域持续地生产竞争性的新知识形式，知识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促进了创新，但也常常造成同行的知识生产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社会科学各领域和各种专家的理论及学术之争，其实是维持和改造社会世界的区分及其区分原则的符号斗争。在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的的今天，宏大叙事被解体，知识界的分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尤为明显。

文艺理论家是知识生产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理论家即是文论场中的生产者，受到文论场和整个文化场的各自结构条件的制约，也受到其自身学术习性的驱动。同一特定文化场域中的生产者虽然分享了共同的文化习性或文化经验，但习性的区隔仍是根本的。布尔迪厄认为，知识生产的文化场域内部的竞争，主要发生在业已确立学术或艺术地位的文化权威与他们的挑战者之间，他们的关系往往表征为正统与异端的关系，二者有如韦伯笔下的牧师与预言家。前者为文化的监护者，他们偏爱文化机构的权威，主要是再生产并传播现有知识的合法性和符号权力；后者为文化的创造者，呼唤个人的权威，挑战现有知识权力和符号权力，试图创造发明新的知识形式。布尔迪厄认为，在文化知识的有限生产场域，那些占据旧机构位置并试图在符号领域保存并再生产现存秩序的人与通过提出新的符号资本形式以挑战这个秩序的人之间展开存在着利益冲突。换言之，这种发生在有限生产场中的竞争，主要在新旧两个阵营之间展开——已经占据文化权威地位的人与力图进入场域并从中崛起的挑战者之间的斗争。

六、简短的结语

作为一名平民出身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既有的法国文化场中，扮演了一个旁观者、审视者而非文化继承者的角色。他与学术研究人员和新知识生产者共命运。他对那些处于法国学术机构和知识场边缘的阿尔都塞、罗兰·巴尔特、德勒兹、福柯、德里达等人抱有同情之感，而有别于维护、传播和神圣化精英文化传统的权威角色。但是，正如布尔迪厄批评知识分子模棱两可和犹豫不决那样，布尔迪厄本人的理论旨趣也常常呈现出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一方面强调，社会学研究或科学研究要为反对所有形式的符号统治而斗争；另一面又呼吁科学万岁，强调提高文化资本相对于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权力。尽管布尔迪厄的文化场理论深刻揭示了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但其理论缺陷也是毋庸讳言的。从总体上看，布尔迪厄低估了艺术家习性的“创造性”的方面，其习性理论似乎更能解释文化的再生产，但是，在解释文化的原创、创新、创造、变化等方面似乎不够有说服力。其学术贡献因而主要体现在研究文化再生产方面，而对文化创新关注不够。在布尔迪厄笔下，“替代性建构（alternation construction，亦可译为“选择性建构”，笔者注）的自由空间似乎是十分有限的，布尔迪厄的著作大量谈论的是统治关系的再生产。” 〔9 〕 （P286 ）再者，布尔迪厄的文学社会学和美学社会学把一部文学史、艺术史和美学史描绘为区隔和竞争的历史，彻底消解了传统美学和艺术学的诗性特征和诗性品格。作家艺术家及人文知识分子本应是人类精神价值的追求者和创造者，文学艺术和知识生产本应创造真善美统一的价值，但是布尔迪厄却将文化生产的动力解释为旨在争夺文化资本，虽然揭示了文化生产的某种真相，但也给人以庸俗化之嫌。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E.Shils）的观点，知识分子“对神圣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他们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社会、自然和宇宙的理解，对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因此，在镜鉴布尔迪厄文化场理论时，应当如何既重视世俗经验研究，又保持神圣超验关注；如何既借鉴和汲取布尔迪厄文学社会学和美学社会学的理论之长，同时又吸收哈贝马斯、伽达默尔、姚斯、巴赫金等人的文化对话和审美交流理论的精华，而且保持中华优秀审美文化的和谐传统，彰显和弘扬文艺美学的诗情画意和审美精神，等等，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