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夏志清出版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称《围城》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也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①，影响极广，后催生了《围城》的英、俄、德、法、日等外语译本。1979年，钱锺书赴夏志清所在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交流，演讲赢得满堂喝彩。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江秉祥回忆，正是钱锺书享誉海外的新闻报道，促使他向有关部门提议重版《围城》，终获通过②。而从1949年《围城》绝版到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这整整31年间，并没有一部中国内地版现代文学史著提及钱锺书及其《围城》。因此，当时的苏联学界甚至有“中国把钱锺书活埋了三十年”③的說法。

一部书受读者好评，却不入文学史家法眼，拟属常见。比如西方文学史家不会错失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但被塞万提斯的同时代人所青睐的另一些“正统”骑士小说，却未必能进入学术视野。中国现代文学史著错失《围城》一案，恐不属此例。

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在1946年曾任《文艺复兴》编辑，经手了《围城》的连载。他回忆：“当时读到原稿，几个人都很满意。这个小说是写得不错的，我个人认为锺书写知识分子形象很有特点。”④1982年，唐弢撰文《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大赞《围城》的比喻“取譬贴切，妙趣横生”，能“显示作家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的修养”；讽刺则令读者“于淋漓尽致中感到一阵痛快之后，仍然需要仔细地去思索，去回味”；而心理描写更是全书“最大的成功”，其中有些刻画，妙到“简直匪夷所思”⑤。看来，唐弢很喜欢《围城》，但蹊跷的是，在他主编的1979年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里，却不见钱锺书及其《围城》的踪迹。这不禁让人想起《倾城之恋》白流苏的那番感慨：“他爱她，然而他的爱不过如此。”

范柳原喜欢白流苏，但婚姻则需顾忌太多事，所以他无法下决心给她正室的名分。同样，唐弢喜欢《围城》，却仍未将其纳入自己主编的文学史教程，恐怕也是因为有所掣肘。1982年5月《文艺报》开座谈会，讨论“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王瑶承认，有些作家在1949—1979年间“没有得到我们应有的重视，确实与‘左’的影响有关系，是我们工作的缺点”；“过去‘左’的框框的影响还存在着”⑥。唐弢补充说：“左、中、右的文学，我们只谈了左，中的就谈得很少了，右的更少。知己知彼，我们没有知彼，这是一个毛病。”⑦言下之意，阻碍《围城》入现代文学史教程的，就是“左”的框框。那“左”的框框究竟是指什么？它是如何作用于文学史写作，从而将《围城》拒之门外呢？这正是本文想要探究的。

二

王瑶承认，现代文学学科在1980年前，曾受制于“左”的框框。此框框就是“修史”二字。温儒敏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把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很自然也就提出了为前一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修史的任务，研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历程，也就被看做是这修史任务的一部分。”⑧其操作方法分三步走：1.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大致平行发生的文学史命名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史”，或“以新民主主义文学为主流”的现代文学史；2.遵照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定义，将“新民主主义文学”定义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3.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为标尺或模具，去挑选、批评与阐释现代作家及其作品，这就是1980年前，现代文学史书写的主要任务。这叫“以论带史”，此论，即“新民主主义论”。

中国现代文学，曾有“新文学”的别称。1949年7月，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作总报告，将“新文学”的这个“新”字，定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缩写。他说：

我们常常喜欢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这个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到底新在哪里？和以前的文艺有什么性质上的不同？

这个问题，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是了解得并不明确或者并不完全的。这个问题，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后，才得到了最科学的说明。在那部名著里面，毛泽东主席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他用最简单的话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革命这种性质就决定了中国新文化和新文艺的性质。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已经不是过时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艺已经不是过时的旧民主主义的文艺，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这就是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新的地方。这就是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和以前的文艺在性质上的区别。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