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鸟衣”是一个在南方少数民族间流传的故事，情节互有出入。如黔南和桂北一带的苗族，就有多个版本的“百鸟衣”故事。其中，广西隆林一带流传的故事非常接近韦其麟诗中的情节，如公鸡或鸟变成美丽姑娘与主人公成亲、万恶的黑暗势力要两夫妻交纳公鸡蛋、妻子让丈夫打鸟制作百鸟衣然后到官府找她等②。苗族百鸟衣故事多个版本中都以这样的情节作结，男主人公用百鸟衣与苗王的王袍交换，穿上百鸟衣后的苗王怪模怪样，他的文武大臣或狗认不出他，最终把他打死或咬死了，穿着王袍的男主人公则乘机自己做了苗王③。从逻辑上说，这一情节安排是合理的，不然无法解释男女主人公为何要求与苗王交换衣服。而在韦其麟的老家广西横县一带流传的壮族民间故事中，男主人公名叫张亚原（有的版本记为“源”字）或张打鸟，情节虽都和前述苗族故事有相同的部分，但却在主人公的职业与故事结局上有较大差异。根据现在搜集到的记录本，一个故事为：张亚原父亲早死，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贫寒，他以割草为生，实在没法，就借钱买原料做油炸（即用油炸过的糯米糍粑）到街上卖。后来好心的他收留了一只路上遇到的母鸡，母鸡又变成美丽的姑娘与之成亲。本来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生活，生意眼看越来越好，却来了一个可恶的状元，要将姑娘（记录的原文如此）抢去献给皇上。十年后，张亚原按妻子的交代，买了一百只白鸽，用其羽毛做成一件鸟衣，带着儿子到京城，进到皇宫表演。為了讨美人高兴，皇帝脱掉龙袍穿上鸟衣起舞，被张亚原一家人和不明真相的卫士们打死了，而两人的儿子则变成了“幼主”。虽然不知道是由于讲述者或记录者的误解和错漏，这一版本的故事颇有些情理不通之处，但基本脉络已如上述。第二种故事的讲法则为：张亚原是一个孤儿，靠钓鱼为生。某日钓回一个大螺蚌，养在水缸里，随之变成美女为其扫地做饭，原来她是龙王的第三女，因不愿顺从父意嫁给有钱有势的人逃出来的。两人婚后，生活美满，不想皇帝知道后，要求龙女进宫。龙女分别时让丈夫造弓箭打一百只鸟，做成鸟衣到京城找她。后面的故事与第一个相同，只是结局不一样，龙女不喜欢京城的生活，两人就回到村子里，“仍和以前那样过着劳动幸福的日子”④。这个故事前半截似乎有中国民间传说“田螺姑娘”的影子，但百鸟衣的情节则是独有的。两个故事虽可视为百鸟衣的不同版本，但结局的不同就使整个故事的走向和立场有很大的不同，用现在的说法，第一个故事可能暗含“庙堂”的视野，而后一个故事则采取的是“民间”或“江湖”的立场。

据诗人回忆，他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就听村里一位喜欢给小孩讲“古”（故事）的前辈说过类似故事，当然故事的名字不叫“百鸟衣”，而是“张亚源卖懿儿（糍粑）”，也就是说，当时他听的故事其实是第一个版本，但他并没有想到要把这个故事写成一首诗。真正使他产生创作冲动的时间，是他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受到《长江文艺》编辑们的鼓励，从而就这个民间故事的题材进行了诗歌创作。他虽没有就为何将民间传说故事改为诗歌体做过具体的说明，但从他曾将其他类似民间传说改成叙事诗的情形来看，可能他觉得叙事诗这种形式更适合自己。诗歌的结局却与这个故事有关键的不同，韦其麟将故事的结局改为两夫妻远走他乡，似乎是《诗经·硕鼠》“适彼乐土”的回响，也可以理解为对阶级革命改变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的呼应，如果反抗的结果是自己做王，何来革命可言？诗歌保留了交换神衣和龙袍这一情节，就要给出自己的解释，所以读者就看到了这样的描述：土司不会穿百鸟衣，要古卡为他穿，古卡在帮他穿衣时乘机用尖刀将其杀死，原先交换衣服是为了自己做王，现在变成了在交换衣服时杀人。韦其麟在接受采访时曾坦言：“我写作的过程中删除了一些我认为不健康的或多余的情节，添加或改动了一些情节，如结尾原故事是两个主人公杀死皇帝自己当起皇帝，我改成双双逃离，不知何往。‘古卡’和‘依娌’也是我安的名字”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意识形态和强调结构合理化的文人写作规范，同时作用于《百鸟衣》，当然情节的改动还有其他考虑。如横县一带的百鸟衣故事里的主人公原为张亚原，诗人显然为了突出民族特色，将其改为古卡（在一些壮语方言中其音意为鸽子），并且将打鸟改为猎野狸、老虎和豹子，既表现其技艺和勇武，也让公鸡回家一事不至于那么突兀。当然，最后为了制百鸟衣，他仍然走上了打鸟的路。将两人的结局改成“像一对凤凰，飞在天空里”，既显示了他们对自由的追求，同时又避免了原故事的不合理。诗歌本身的化实为虚，则留给读者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而在长诗的开头，韦其麟也做了相应的改动，增加了一些更能显示新社会的世界想象的情节和句子，但在这些纯属诗人创作的地方，却也留下了不少意识形态和结构上的裂隙。如说“有钱人家里，生的儿女没个好”“在穷人家里，生的儿女个个乖”，甚至说“俊俏的后生，狠心人家生不来”“在好心人家里，生的后生才能干”，除了将阶级问题道德化之外，也有将贫穷理想化的嫌疑，后来样板戏里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则明显要更合理。但这绝不是诗人自己的个人意识，而是呼应当时“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时代精神和政治话语的结果。而在另外的地方，诗人补充的情节就有助于整个诗歌结构的完整与合理，如民间故事里只说张亚原是孤儿，并无更多的细节，《百鸟衣》则将古卡的父亲之死归结为土司的压迫，他是在土司衙门里做苦工累死的，这就为后来主人公杀死土司做了很好的铺垫，也就是说，土司之于古卡，不但有夺妻之恨，更有杀父之仇，他报仇雪恨合情合理。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古卡的母亲生下他之后，为何“生下的是男娃娃，娘的心高兴了”，这不是习惯的或无意识的重男轻女的表现，而是他一生下来就肩负着血亲复仇的使命，不是男孩的话，就无从谈起了。而那些对古卡勇武过人的夸张描述，什么“别人射箭，石头射不进，古卡射箭，铁做的靶也入一寸”之类，也就有了自身逻辑上的理由。全诗除了公鸡变依娌这一超现实的细节外，读者都能看到作者将全部故事理性化、合理化的努力。而结尾的化实为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避免原来故事中的自己做皇帝，将一个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情节变成了“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造反循环故事，同时避免另一版本的杀死皇帝还能回乡幸福生活的不合情理；另一个好处则是将原来这种叙事的封闭变成了想象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