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物或者说意象之间，构成了三组两两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过客与老翁，老翁与女孩，过客与女孩。过客与老翁都听见过“前面的声音”，但在“走”、“休息”等方面存在着分歧;老翁与女孩虽然都不处在行走状态，但老翁的老成保守与女孩的乐观积极、富于爱与同情也是相反相成的;在过客与女孩之间，女孩给予布施，过客却拒绝了爱与同情的束缚，他不想女孩一样单纯的乐观，却在绝望中隐含着消极的积极意味。这些关系对立统一，聚合分裂，构成了“过客”的主体精神内涵。
二、“自我”的聚合与分裂
过客不是独立的个体，三者之间对立统一、分离聚合的关系，不仅是外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也是内在的、自我的。老翁、过客与女孩不仅是文本中的个体，恰好也代表了人生的三个阶段。这三者从年龄到对未来想象、认知的类型可以分为三类：女孩的天真热切与理想主义，过客的坚定清醒与存在主义，老翁的淡泊暮气与保守主义。这是人生的三个阶段，也可以是过客（或诗人鲁迅）的三个阶段。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三者之间“过客”精神的内在贯穿性：从“过客”精神的视角切入，可以说过客是正在路上的过客，老者是选择了停滞不前的将来的过客，而小女孩则是理性主义的潜在过客。
从三者的观点出发，老翁、过客与女孩可以看做三种持有不同人生态度的人，也可以表示三种不同的思想观念或哲学。如果进一步聚合，从人物自我灵魂的自省的生命哲学角度看，这三者可以是一个人思想的存在与斗争，也就是“过客”三重自我之间的聚合与分裂。鲁迅巧妙地将灵魂深处的三个自我赋予女孩、过客和老翁，通过人物的对话与论争，做到人物重心的易位和思想观念的冲突，实现一个“自我”对另一个“自我”的拷问、辩驳与争斗。三个人物既静态地象征着鲁迅内心世界的矛盾和痛苦，又动态地暗示着不同时态的，或持不同观念的鲁迅自己。
诗人鲁迅在彷徨阶段中原本统一的自我分裂成三个自我，《过客》就是三个自我之间的对话、分歧与妥协：“自我”在与纯粹的虚无主义和纯粹的理想主义聚合中变矛盾，在分裂中变决绝，在老翁与女孩所代表的两个自我的让步妥协中，实现自我的真正统一，坚决地走向死亡和绝望。
三、“路”与“走”：反抗绝望的抉择
鲁迅关于“路”与“走”的态度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他在1919年《随感录》中还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见他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从前早就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但到了《野草》写作期间，鲁迅正经历由希望到绝望的彷徨阶段。没有明确的路并且指向暧昧，当然会使向“前面”行走的人的路途变得困难，过客的步履才会“跄踉”。 过客的方向也是具有象征意味的设置。从东向西，正是太阳在大地上每日所遵循的路线，大地上每一自然之物，都像太阳那样，都有从日出到日落，从开始到结束，从生到死的过程。过客自东向西之行尽管并无明确的路，其实仍是遵循着那条最基本的路，那条“似路而非路”人生之路。
因为过客“憎恶他们”，憎恶现实世界，过客选择了走，这就是过客的反抗。但过客对绝望的反抗，并不意味着肯定希望——他清醒地意识到前方是坟是死亡——而是意识到无可挽回的结局后的现实选择[3]，是自愿面对自我与现实世界的对立与分裂的执着态度，是确认了自我的有限性和世界的荒诞性之后的抗战——绝望的抗战。鲁迅的“路”与“走”，经历了一个由希望到绝望，再到由绝望到反抗绝望的过程，也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里面蕴含着“鲁迅式的哲学”。过客选择死亡与无有，但生与死，有与无从来都不是分离的。鲁迅的黑暗与无是更大的“有”，是对现有一切的拒绝达到空、无，由空和无达到更大的有和实，这其中是一个生命的过程。鲁迅的自我生命价值是通过死亡来得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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