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王尧指出的，“其实不仅是顾准，而且包括郭小川，还有郭路生，也有用两种话语写作的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真假的问题，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充满矛盾的，如果没有这个矛盾，那么就没有后来的转换。”[11]相当多的作家在力争取得“文革”主流话语的认同，这是他们取得生存和写作权利的首要条件，譬如莫应丰，他在一九七四年就开始秘密写作批判“文革”的长篇小说《将军吟》，但这并不妨碍他写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长篇小说《小兵闯大山》(1976年9月出版)。《小兵闯大山》基本上是符合当时文学规范的，但文中传神的人物对话、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地方风物描写，与此前出版的克非的《春潮急》有相似的地方。

　　类似于韩少功、莫应丰、郭小川和食指的矛盾心态，在“文革”后期作者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E•弗洛姆认为，自由对人具有双重意义，它的负面效应就是常常使人限于极端的孤独中，人们只好向后倒退，连消极的自由也放弃掉，“逃避的心理结构是指个人放弃其自己独立自主的倾向……换句话说，也就是寻求新的第二个束缚，以代替其他已失去的原始约束”[12]。在当时“触及灵魂”的全民革命氛围中，作家“逃避自由”的心理无疑是非常普遍的，这也是众多作家参与到“文革”主流文学运作的原因之一。“文革”中发表作品、后来参与新时期文学建构的作家人数是相当惊人的，张抗抗、贾平凹、韩少功、陈建功、陈忠实、叶蔚林、古华、刘心武、蒋子龙、郑万隆、王润滋、朱春雨、朱苏进、刘亚洲、张长弓、周克芹……我们对此完全不必有所隐讳。

　　多重写作模板存在的可能性

　　——“文革”中后期作家的分化

　　可以说，“文革”中后期，主流文学仍然出现了一些细微变化——这些细微变化蕴含着一些重要讯息。一方面，“文革”文学的一统化局面开始出现裂缝，使《纪要》所代表的“文革”激进主义文化思潮面临波动;另一方面，被排斥的一些传统的、西方的审美因素重新回到创作中，使得“文革”后期文学呈现出某种暧昧状态，譬如，《大刀记》《沸腾的群山》《剑》这些“前文革”的长篇小说得以出版，八个样板戏被各地方戏曲移植呈现了不同艺术样貌等。

　　据现有资料来看，“文革”中后期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仍是相当严格的，但已不同于前期那种砸烂一切的激进主义文化策略：报刊图书出版开始恢复，公共图书馆逐步开放，知识分子被允许部分程度地恢复工作等等。“文革”之前和期间内部发行的“灰皮书”和“黄皮书”开始一定程度的流传，地下文学风起云涌，这些都显示“文革”后期多重写作模板存在的可能性。尽管地下文学的发展完全不能取代主流文学的权威地位，其流传程度也有限，但历史的运行终究是一种合力，在“文革”主流文学作家群这里就出现了某些分化。

　　“文革”地上作家中，有一部分人是“文革”前就开始创作的。古华在“文革”前就有作品发表，他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间有短篇小说《“绿旋风”新传》《春临街纪事》《仰天湖传奇》发表，一九七六年九月出版了长篇小说《山川呼啸》(可视作《仰天湖传奇》的长篇扩写版本)。《仰天湖传奇》在题材上并不具有更多新奇之处，兴修水利这个背景在别的小说也用得很多，但这部小说在“文革”后期主流文学中仍是独特的，小说对仰天湖奇美风光有逼真描写，生动地描写了地下探险、阴河截流等富有传奇意味的场景。

　　类似古华的“文革”作家还有叶蔚林。叶蔚林与古华一样，“文革”前也有作品问世，其发表于一九七五年的《大草塘》和《狗鱼的故事》，都能在“文革”话语的包围中显示出一定的艺术功力。《狗鱼的故事》写的是盘金旺苦大仇深，孩子因无钱救治而病死，解放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重新捉鱼，探索人工喂养狗鱼的方法，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盘金旺十岁死了爹娘。青山千叠，没有他的一撮泥土，森林似海，没有他的一片叶子，他像一只倒巢的鹌鹑儿，落到秀水冲……水中的青苔，把他的双脚染成了苍绿;深山的白雪，染白了他的双鬓……”很难想象，这段优美文字出自于“文革”中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