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鲁迅:表层冷静地在普通平凡的人事里寻找永久的悲哀，深层却对表现对象凝聚了自身的灵魂与情感。张爱玲:不露声色地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却流露着以个体生命体验为背景的苍凉感受

　　张家瑛说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有的只是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你天天在屋子里街上遇见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自己……在这个习见的世界里，在这些熟识的人们里，要找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是很难的……然而鲁迅先生告诉我们，偏是这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鲁迅先生并没有把这个明明白白地写出来告诉我们，他不是那种人。但这个悲哀毕竟在那里，我们都感觉到它。”“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即使是《故事新编》这样的历史小说，他也让每一个历史人物以普通人的身份面貌与表现站立在我们面前，成为千千万万小老百姓其中的一员。鲁迅在1927年冬天的一次讲演中谈到现在的文艺创作时说“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里去!”这些都让我们看到鲁迅的创作方式，他采取了很多象征的隐晦的方式，将自己似乎深深藏了起来，但每一篇作品都可以看到背后立着的一个优患又痛苦的鲁迅的灵魂。他从不将自己置身事外，而是参与着每一场对灵魂的审问与对病体的剖析。《孤独者》、《在酒楼上》可以看到鲁迅灵魂深处的矛盾体在对话;《伤逝》中涓生的软弱、自私、绝望何尝不是来自鲁迅内心的叹息; 《铸剑》中冷峻的黑色人宴之敖者身上闪烁的正是鲁迅那颗高贵的反抗一切的心灵光辉。正因为如此，鲁迅的小说如同一面具有魔力的镜子，那么有说服力地照见了历史的虚空，照见了社会的污浊，照见了国人的病变。

　　张爱玲说:“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于是她冷静讲述一个个女性的故事，不用苦口婆心的说教，不用摇旗呐喊，不用哭诉愤怒，却让这“普通人中的传奇，传奇中的普通人”缓缓地流进读者心中，冲击着他们内心深处柔软的灵魂。她似乎只是欣赏人生的舞台上表演的戏剧的观众，如此冷峻、不露声色。她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她又说:“胡琴晰晰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倾城之恋》她看透了人生的虚妄，也理解女性短暂的一生挣脱不了的时代、历史、生理与心理的种种束缚。她叹息于艰难生存中的女性的妥协、苍白、畸形的追求，但是，透过那不和谐处，我们依然能领悟着张爱玲来自自身生存体验的深挚的同情与慈悲，因为那里流露的是以个体生命体验为背景的苍凉感，那也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夏志清教授早就精辟地指出:对于张爱玲，“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在男人世界里索求微薄报酬的女奴，但是，这可悲可叹的故事，却穿透了历史甚至穿越了今天与明天，照见女性几千年来难以治愈的生命之伤。

　　在这一点上，二人有着同样的良苦用心，也取得了艺术的坚实力度，他们的作品因此而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烟消云散，而以它无穷的后劲影响着一代代读者与文学的发展。

　　三、誉迅:继承发展了白.描等古典文学优良传统，成功运用象征主义等现代创作方法。张爱玲，搜长故事的叙述等传统叙述手法，自如运用精神分析法等现代创作方法

　　鲁迅的小说继承并发展了古典文学中的白描手法，人物形象与场景描写简炼干脆又韵味十足，这深得中国传统的审美趣味。《故乡》中闰土的肖像，《祝福》中祥林嫂“间或一轮”的眼神，都很逼真传神。但是，他在分析人物灵魂与揭示社会病态时，又常常采取象征主义、精神分析学等西方现代主义的各种手一法，将表层平静生活，表面伦理道德背后的恶浊不堪细腻深刻地展示给人们。《狂人日记》《长明灯》《在酒楼上》等是象征主义成功运用的典范，《肥皂》《兄弟》《补天》等可看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被鲁迅合理地接纳和吸收。鲁迅自己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张爱玲的小说读起来总是令我们回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方式、塑造人物上的美。她擅长营造一个个讲故事的环境，讲述普通男女的感情纠葛，生存的无奈。她也喜欢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红楼梦》的手法描写人。但是，她又可以游刃有余地将现代心理分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