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写作”是一个内涵十分模糊、含混、暧昧的文学概念和文学现象。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这一写作现象不仅成为文学界，甚至也成为哲学界、美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其影响之大，可以说已超过近些年来的任何一种文学现象。“身体写作”的基本特征，是在作品中大胆袒露和细致描写女性(偶涉男性)的肉体之躯且伴有或写实或写意的欲望或性爱场景刻画;因其作者多为先锋、另类的都市女性，所以其完整称谓常被表述为“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事实上，都市女作家的这类所谓身体写作，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已开始出现在各体文学创作中，诸如林子的诗歌《给他》，叶梦的散文《羞女山》以及李轻松的小说《玫瑰血》等，无疑都属于这类“身体写作”的代表性作品。及至二十一世纪之初，由于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更具前卫性和争议性作品的推波助澜，都市女作家的“身体写作”才最终演为备受关注且茄褒贬不一的复杂文学现象。作为一种侧重表现两性关系的性别文学，“身体写作”对传统文学秩序及其审美规范的冲击和冒犯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必将会宿命般地招致来自传统文化势力的道德责难甚至理论围剿，这正如国内知名女性主义学者张念女士所尖锐指出的：“‘身体写作’已经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人们对它的厌恶和喜好同样的强烈。一些标榜‘身体写作的读本’，受到民间和官方的双重抨击，个人的道德清白和社会的管理秩序形成统一战线，启动了文化‘免疫系统’，像防止SARS病毒一样，保护着精神赢弱容易感染的人民。而‘身体写作’，作为西方女性主义者的思想线索，在我们这里，和‘作者死了’的哲学命题一起，同样遭遇了一种荒诞和奇怪的命运。’

　　显然，对“身体写作”现象进行单边主义的道德评判是非常短视和片面的。而一旦走出道德批评的浓重文化阴影，进入到性别批评和性别审美的广阔视野，我们就会发现“身体写作”对于性别诗学建构的突出意义和价值。这种意义和价值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身体写作”体现了都市女作家对性别压抑、性别禁锢的自觉突破和大胆反抗。古往今来，女性一直处于男权社会的严格“规范”和“训诫”之中。在男权社会对女性实施的各种约束和戒律里面，“身体控制”和“性控制”可谓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诸如“三寸金莲”、“贞操节烈”等，都是男权社会长期以来用以控制、摧残女性身体的最臭名昭著的罪证。显然，男权社会之所以处心积虑地规范女性的身体，其根本用心是要控制她们的思想和行动，这正如法国当代杰出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深刻指出的：“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抑制了。”因此西苏呼吁女性一定要“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中国当代都市女作家的身体写作实践，其所形成的巨大解构力量，已然对传统世俗社会和男权文化势力造成了普遍的道德恐慌，也为埃莱娜·西苏的身体写作学说作了一个最有力的理论注脚。其二，“身体写作”还充分体现了都市女作家对女性主体意识的积极建构。从晦暗的历史深处蹒跚走来的女性，其心灵，其身体，其欲望，无不由于男权文化的强力挤压而扭曲、变形和异化;并且，“除了社会不断压抑女性的性欲望和性权力，女性自身也通过社会教化的过程，把这种观念内化，从而形成被扭曲的主体。”而女性一旦扭曲、丧失了自我主体意识，其写作的价值立场往往也会扭曲、变形，不期然地沦为男权文化及其文学书写的同谋和帮凶。群体崛起的都市女性及其写作，其与传统女性写作的最大不同，即在于她们有着深刻的性别觉醒和自我主体意识，她们因此历史性地成为了男权文化传统的叛逆和破坏者;她们高扬身体和欲望书写的旗帜，其充满前卫意识和反抗精神的“身体写作”犹如“戴着镣铐跳舞”，是一种对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寻觅、探索和张扬。在今天，现代女性比任何时候都渴望成为自我，渴望成为自我的思想主体、人格主体、身体主体和欲望主体。这种渴望及其文学冲动，不仅是女性性别诗学建构的重要一环，也是女性自我实现、自我完成和自我救赎的关键步骤。

　　特征之三：情色写作

　　都市女作家注重表现都市社会中的两性关系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性别问题和性别现象，尤其两性的情爱、性爱问题和现象。对两性情爱、性爱等欲望关系的深度表现和诗意描绘，构成了都市女性情色写作的一个基本内容和重要特征。所谓“情色写作”，主要指凸显情爱、性爱内容特别是两性欲望关系的一种写作方式和写作姿态。对都市女作家而言，“情色写作”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并且极具挑战意味的写作方式;在审美方式、审美活动以及审美内容日益丰富和多元化的今天，这种写作方式不仅成为都市女作家的一种自觉的文学追求，而且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来自读者大众的理解、认同和欣赏，为文学的百花园地增添了一道神秘迷人、风情万种的性别风景线。对此，国内新锐女性主义学者荒林女士曾作过激赏有加的乐观评价：“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中的情与色，以前所未有的五彩缤纷，与商业大厅之中的缤纷时装一起，构成了我们时代生活的繁荣景观。如果目光健康而唯美，那些纯正如飞天的情色之美，其实是我们时代最渴望的鲜活动人的血液。……当代女性写作比任何时期都看重情与色，女人的身体已是女作家讨论的核心：在字与字的对话里，在物质描写的繁复之中，在男人与女人关系的较量间。”当然也必须看到，都市女作家的“情色写作”由于突出表现了一向被视为文化禁忌的两性欲望关系，而难免会遭遇来自世俗社会的各种误读、误解甚至被视为“诲淫”。但事实上，都市女作家的“情色写作”与为人诟病和唾弃的“色情文学”有着根本不同，这种不同，可以从前者“审美”、后者“审丑”的两相比照中做出基本判断：在语言方面，“情色写作”的语言规矩、雅正甚至诗化，而“色情写作”的语言则低级、粗鄙而猥亵;在内涵方面，“情色写作”有着对情爱、性爱等人生内容的艺术展示和积极思考，而“色情文学”则往往仅限于对欲望的追逐和占有，并无具体的情感和人生思考;在立场方面，“情色写作”具有鲜明的女性立场，女性破天荒地成为欲望主体，而“色情写作”则彰显男权意识和性别歧视思想，女性毫无主体性地成为欲望对象和“玩偶”;在趣味方面，“情色写作”常有着健康、诗意的审美倾向，而“色情写作”额充满病态、庸俗的审丑情结。可见，“情色写作”与“色情写作”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却呈现出两种非常不同的境界。在都市女作家心目中，“情色写作”因其侧重两性自然健康、风情万种的情爱关系、性爱关系的艺术展示，而具有诗情画意般的美好境界，这种境界正如香港著名女作家张小娴所曾感叹的那样：“引人人胜的情色小说，是一首诗，它不会放过对每一个细节的描摹，让我们从美好的性事中体现爱情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