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毫不避讳破产的士的阶级的封建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他坦然地说，悲惨的环境，“家庭旧道德培植扶助”，将“我牢锁在心灵的监狱里”，“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人’。”(《饿乡纪程三》)我心灵的“内的要求”与“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相矛盾，这种家族带给“我”的是与生俱来的“痛、苦、愁、惨”。(《饿乡纪程二》)垂死的家族制给“我”造成的痛苦深入骨髓，“映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象，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网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来。”大家族之中道貌岸然的人际关系，使我感到人生的昏昧，怀疑人生的意义，导致“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饿乡纪程二》)

　　二、中国之多余人——个性自我的忏悔

　　对于自己的个性，瞿秋白作了深刻的自我分析，称自己是中国之“多余的人”。“多余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经典形象，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这些人厌倦了上流社会空虚乏味的贵族生活，希望寻求有意义的新生活。然而贵族教育并没有让他们获得有用的知识和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毅力，加之他们自身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以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最终成了一事无成、毫无用处的多余人。在《俄国文学史》中，瞿秋白认为这是当时俄国知识界的通病，他们“大概都不能实践，只会空谈，其实这些人的确是很好的公民，是想要做而不能做英雄的。这亦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期间的当然现象……他们的弱点当然亦非常显著：这一类的英雄绝对不知道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加入现实的生活的斗争，他们的能力却不十分够。幼时的习惯人人很深，成年的理智每每难于战胜，——他们于是成了矛盾的人”。

　　作为中国之“多余人”，瞿秋白把自己这种悲剧性性格特征的形成归结为“脆弱的二元性”。他认为自身的二元性格使其成为一个无用的、多余的、矛盾的人：一方面是生就的浪漫派，“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情性的动，无限量，无限量”;另一方面，内心却有坚固的现实派的倾向，明白“必须看着现实的生活，做一件事是一件。理智的力，强行制裁”。现实与浪漫相敌，浪漫是“无谓的浪漫”，现实是“抽象的现实”，两种性格倾向的互相牵制，相互抵触，“两派潮流的交汇，湍洵相激，成此漩涡——多余的人。”瞿秋白感叹自己的无能为力，“‘社会的无助’更斫丧‘我’的元气，我竟成‘多余的人’呵”(《赤都心史三五中国之“多余人”》)。

　　多余人的性格特征，在瞿秋白身上表现为脆弱、游移、软弱、过多的自我分析而不能见之于行动等。瞿秋白对自己的脆弱进行自我解剖、自我批判，对自己的要求达到近乎残酷苛刻的地步，连身体的虚弱都要忏悔。他感叹到：“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练啊!”身体的脆弱是一方面，精神上无端烦闷、感慨、脆弱的特性让在生活斗争中缺乏坚强的意志和斗争的勇气，“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他坦言，曾以为自己不凡，但回头看看实际也只“同于庸众”。思想上的脆弱则表现为思想摇摆、不坚定。他检讨自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不纯粹性：虽然“时时刻刻压制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把自己总结成一个矛盾、脆弱、一无是处、毫无激情的人，“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多余的话》)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多余人”的性格特征。因为自己的“多余”，他忏悔，悲叹，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