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作家在叙事结构上进行了调整，改变了侗族民间叙事中的松散和随意，并剔除了其中的异质性元素，特别是作者认为不合时宜的内容，使故事情节尽量与自己的主题相符。在保留主干情节的基础上，诗人主要是试图将原故事中的私奔与复仇都统一到反抗压迫上来，所以强化了娘梅的对立面的阶级属性。如娘梅的舅舅来逼婚，依据的是旧俗，苗延秀则加上了舅舅家是财主，表哥当官，有钱有势，而且品质恶劣，嫌贫爱富，先娶了富家小姐，现在是来讨娘梅去当妾而已。按照诗里的叙述，舅舅和表哥其实已经先违反了“老规矩”，已经被置于传统伦理的敌人的位置。除此之外，诗歌还特别描述舅舅的长相：“人生得肥又矮小，扫把眉长牛屌眼，满脸横肉胡须翘，狂言乱语象狼叫”，极尽丑化之能事。总之，坏人一定要坏得彻底，具有强烈的脸谱化特征。当然，如果我们与1960年拍摄的黔剧电影《秦娘美》比较，就会觉得苗延秀在处理阶级斗争问题时还是相当节制的。在黔剧里，娘美就不是自己孤身杀死了仇人，而是受压迫的阶级兄弟姐妹一起将地主银宜活埋了，这些充满阶级感情的群众还把银宜的帮凶一起解决了⑨。也就是说，黔剧才真正把个人恩怨上升到了阶级仇恨的高度。与此同时，诗歌将塑造人物的重点放到了娘梅身上，她的性格也刻画得较为丰满，这点从作者将诗歌改题为《带刺的玫瑰花》也得到了验证。相比之下，珠郎其实成了一个功能性人物。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不管是《百鸟衣》还是《带刺的玫瑰花》，其实都包含着相当复杂的转化过程，既非简单地将民间故事转换为叙事诗体，也不只是“新瓶”装“旧酒”或相反，当然也不是简单地套用当时的流行“话语”，可以归为单纯的政治性话语的运作，或意识形态的再现。诗人作为社会成员，只能在他所碰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写作，今天的人既要看到其中的“症候”，又必须给予同情的理解，那就是，我们既要分析他们所受到的限制，也要指出其创造性的成分。从这个角度看，两位诗人其实都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能动地参与到当时的文化实践中。这两首诗都是在反抗阶级压迫的大语境下书写的爱情故事，但经过认真的分析就能发现，阶级冲突的话语并没有完全压抑住其他可能的话语形式的存在，比如传统伦理、启蒙话语甚至性别意识等。如果说《百鸟衣》里土司强抢依娌只是意味着对稳定和谐的田园生活的扰乱和破坏的话，在《带刺的玫瑰花》里则明显存在着对个人自由与个人意志的肯定的因素，如娘梅在遇到舅家逼婚时所言，“难道我像牛羊穿鼻任人牵！？难道我象马配鞍任人骑！？”，就是自由意志觉醒的体现。同样，娘梅这个人物的坚贞不屈，更多地体现了个人反抗的意味，珠郎则显得有些优柔寡断。至于依娌和娘梅因为貌美而被土司与财主垂涎，招致灾祸，牵涉更复杂的人类文化性别心理，这里就不展开了。

值得讨论的是，在两位少数民族诗人的汉语书写中，他们的写作除了上述话语转换与创造外，还有一层语言本身的迻译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也不是一个透明的媒介工具变化过程，在这个转写过程中必然也发生某些有意无意的偏移，有些地方强化了，有些地方弱化或忽略。《带刺的玫瑰花》里，多处注明引用侗族民歌，同时又加入大量的汉族民间谚语俗语，更有《诗经》和韩愈的诗句出现，加上前面所分析的带刺的玫瑰这一源自西方的意象，大有融汇古今中外民汉雅俗之意。当然这些都是为诗歌的主题和情节服务的，比如娘梅要为被害死的珠郎捡拾尸骨，就引了韩愈的名诗“知尔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并为此进行解释：“娘梅私塾曾就读，唐诗名篇记得牢，侗家传说千古事，根深蒂固更难忘”，强调娘梅受过汉语教育，所以能自如地在两种语言和文化间转换。可对照梁华仪传唱的《珠郎娘美》，就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比如娘美的儿子在汉地读书做官，已经忘记了侗话，母亲当然也不懂汉语，于是两人相见后说心里话只能是“半侗半汉”。两者的巨大区别就在于，原来的侗族传说、侗戏等，其受众都是本族人，不存在沟通交流的困难，而《带刺的玫瑰花》所面对的则是汉语读者，包括能读中文的侗族读者，这就决定了诗人在文本中常常要对侗语词汇进行注释，而古诗反而不用加注。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百鸟衣》中，但相对而言，却要少得多，因为桂西南一带民族融合程度高，汉壮语词汇已经非常接近了。通过两位诗人的书写，不管是“百鸟衣”还是“珠郎娘美”，其实都获得了一种普遍性，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壮族或侗族民间故事了。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百鸟衣》和《带刺的玫瑰花》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而是通过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坚持，达到某种更阔大的境界。无论是《百鸟衣》里的“像一对凤凰，飞在天空里”，还是《带刺的玫瑰花》中的“天鹅远走高高飞，寻找安乐的地方”，诗歌的理想都较远大，那种对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渴望与追寻，是任何统治和压迫都无法阻遏的。

【注释】

①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页。

②《广西民间故事资料》（第一集），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文学研究会编印，1980年，第130-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