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鸥外是日本明治至大正年间的著名小说家，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与夏目漱石齐名，并同属高踏派。在东京第一大学医科学校毕业后，远赴德国留学，广泛涉猎欧洲古今名著，深受叔本华、哈德曼的唯心主义影响，哈德曼的美学思想成为他后来从事创作的理论依据。其1888年回国后创作的“留德三部曲”开启了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序幕，其中的《舞姬》更是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
《舞姬》这部小说据说是根据作者留德期间的经历创作而成的。主人公太田丰太郎是一个留德的日本青年官吏，他因一次偶遇与柏林的穷舞女艾莉丝相识相恋。太田为了能够重返日本任职，虽几经犹豫，但最终抛弃了已怀身孕的艾莉丝，结果艾莉丝因过于悲伤而精神失常，酿成了爱情悲剧。小说通过大篇幅的心理与现状描写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的人物形象。本文拟从“本我”与“超我”以及两者的碰撞在主人公身上的体现来分析其矛盾心理。
根据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学说，“本我”与“超我”相克相生，这不只是出现在某一人物身上的偶然现象，而是所有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共生相。太田丰太郎内心的矛盾心理就是“本我”与“超我”的碰撞。“本我”又称“原我”是人类本能的性的内驱力和被压抑的无意识倾向，它追求不受任何约束的本能欲望的满足。因此，在正常人的心理活动中，它很自然地要被压抑、受阻止，而它的一部分由于在与慰藉的实际接触中不断遭到打击而失败，于是进行修改，而修改后的“本我”部分即成为“自我”。“自我”限制和驾驶着“本我”，以便寻求适当的时机，在现实原则基础上使“本我”的部分要求得到满足。“超我”则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本我与超我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自我在其中调节冲突。只有当这三部分协调统一时，人们才能维持正常的精神状态。
纵观全文，不难发现主人公太田丰太郎始终以一个矛盾体的形式存在。究其原因是其身体内部的两个“我”斗争的结果，一个是渴望自由、追求爱情的“本我”，一个是活在众人期盼之中，受封建伦理道德约束的“超我”。而作为其本人的“自我”则受“超我”与“本我”斗争的影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文中通过三处“本我”与“超我”的碰撞来体现主人公的矛盾心理。
首先，开头部分有这样一段话：“我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因此，即便在父亲过世之后，我在学业上也从未退步…。因在工作中特别受到上司的赏识，最终命我赴国外考察本职业务。我心情激动，觉得那是个人扬名、光耀门楣的美事。”字里行间都透漏出主人公完全是活在众人的期盼之中，其所作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个人扬名、光耀门楣，这时的主人公是受封建思想禁锢的“超我”。然而，当他来到自由气息浓重的西方世界时，内心开始骚动起来，潜藏的“本我”逐渐觉醒。“我”无法再忍受做母亲的活字典和上司的活法典。开始向上司反抗，主张不必拘泥于法律细节，并逐渐放弃法学投身于自己真正喜欢的人文历史学科。显然在留德期间，“本我”战胜了“超我”居于上风。
其次，当“我”与艾莉丝的交往这件事情被一些好事之徒添油加醋地通报给主管上司的时候，“我”面临了一个艰难的抉择，即继续与艾莉丝交往，或者断绝与艾莉丝交往，继续接受公费资助，圆满完成自己的学业功成名就归国。而此时的“我”对艾莉丝的爱意已经浓烈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这更加使“我”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之中。但最终“我”对爱情的渴望，即依照快乐原则行事的“本我”压倒了“超我”的监督、批判和管束，“我”选择留在了德国，选择坚守这份爱情。
然而，当“我”的好友相泽谦吉开始向“我”提供帮助，并为“我”一步步策划归国之路的时候，“超我”与“本我”再次发生碰撞。好友相泽的出现，对于“我”来说“有如海上迷航之人看到了远处的山峰一般”，为“我”指明了方向，或者也可以说是为“我”唤醒了心中久违了的荣辱观和伦理道德标准，唤醒了那个暂时远离“我”的“超我”。而这实则是顺应了自幼生活在封建母体中的“我”的心灵的方向。面对要求“我”以舍弃爱丽丝，也就是扼杀“本我”为条件的相泽，“我”竟连一个“不”字都难以启齿。然而，自“我”从跟随伯爵的俄国之旅归来之后，在与小别重逢的爱人相拥的一瞬间，“我’又完全陷入了儿女情长。只可惜，此时的儿女情长只是昙花一现。关键时刻的选择行动说明了一切，相逢一刻的“本我”可能占了上风，但这并无法阻挡“我”根深蒂固的超我意识的复苏，那久违了的强硬的“超我”再次觉醒，并在这场碰撞中给了“本我”一个狠狠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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