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黄沙梁”到“虚土庄”，再到“阿不旦村”，刘亮程书写另类乡村经验，描绘出极具边疆特色的艺术环境。《凿空》是一部“声音之书”，更是一部“理解之书”，它敞开乡村世界的声音，以“声音”救赎被现实包裹束缚的孤寂灵魂，找寻现代化侵蚀下的乡村文明，寻唤失落的乡村世界。 　　关键词： 刘亮程;凿空;孤独病体;精神寻路;历史断裂;理性反讽 ​　　 刘亮程的文学是梦学，《一个人的村庄》是作者的冥想，其中有曾经触摸过的真实村庄，和真实的孤独快乐，希望与失望。《虚土》是作者的另一场梦，“在那个叫虚土庄的地方，梦把天空顶高，把大地变得更加辽阔。每个人都活在别人不知道的梦里”[1]。五岁孩子的梦里是被遗忘的故乡，刘亮程的这两部作品，带着我们做了一个漫长的梦，梦里我们找寻童年的自己，找寻依托心灵的精神家园。漫长的酣梦终将被唤醒，《凿空》就是一部“醒来的书”。阿不旦村的人也善于做梦，“总有坎土曼的活”是无望之下的聊以慰藉，而梦醒之后是撕裂的疼痛和破碎的现实。那大地的声音，那无处安放的孤独灵魂，那清醒的倾听者，把梦境带回了真实的存在。《一个人的村庄》到《虚土》再到《凿空》，刘亮程感知故乡、村庄的天地万物，写活了新疆的气息和新疆的味道，这是一场缓慢的“人性的盛开”，更是一首壮丽的“人性之诗”、“故乡之诗”。 　　一、孤独病体的梦呓：悲悯现实与精神寻路 　　“乡村哲学家”刘亮程，更是一位“梦想诗学家”。他曾经谈到：“《一个人的村庄》是我一个人的无边白日梦，那个无所事事游逛在乡村的闲人，是我在梦里找到的一个人物。”[1]写作之于他，是谛视虚构的回忆与梦境，亦是聆听反观悲悯的存在。梦境隐匿了现实的苦难，刘亮程的书写对于笔下的人物，是在尝试抵挡如影随形的痛苦。阿不旦人对土地的凿空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幻梦，他们的故事被深掘、埋葬，再次重叠。一切都在缓慢地进行，大地之下是生与死充满矛盾纠葛的过渡空间。这里时间被重置，生与死的界限模糊，无形的死亡带来对虚无的恐惧。在空寂的洞中，声音循环不止，阿不旦人亦是永无止境地挖凿与填补，这无疑内含失败与悲悼的隐喻。在对黑暗、空寂的空间书写中，刘亮程执着勾画作品中分裂的自我以及自我的重构，以最直接的方式，抵达对生命的有效理解。 　　《凿空》中描写的现实生活天然地带有魔幻色彩，刘亮程以在场者的视角切入对现实的描摹，悲悯一个地方、一个群体的孤独，塑造了一个现代寓言。挖洞的张旺才、玉素甫、被凿空的村庄，都是现代乡村人、鄉村社会的缩影。埋藏在地下的，不止是古老的村庄和西域文明，还有一个个幽暗孤寂的灵魂。张旺才、玉素甫的挖掘，是在悲悯现实中的精神寻路，是为了在凿空的地下安置自己的心灵。现代化的大潮席卷，遮蔽了精神的异化，遮蔽了生存的焦虑，对身份认同的焦虑，以及生态焦虑、文化焦虑。作品中，人和动物作为时代发展的牺牲品，面临着个体生存的威胁，都焦灼于自我生命的延续。张旺才的“凿”是试图为自己打通一条回家的路，他在现实世界中无法确证自己的身份，只有“家”能够成为心灵的归宿。在阿不旦村，张旺才是异乡人，他承受着语言交际工具的断裂，与外部世界难以沟通交流，这加剧了他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迷茫。河南是他的故乡，但肆虐的洪水是最深的梦魇，他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无乡之人。内心的极度压抑唤醒了潜藏的兽性，那是一种源自本真的欲望。他像动物一般挖掘，看似毫无目的的挖洞，实际是用最原始淳朴的方式找寻存在的意义，为自己挖通一条安置孤独心灵和尊严的道路。当张旺财最后一铁锨捣通地面，用力仰望曾经的家，诸事万物归于一场空梦。当地下的路挖通，一切化为徒劳，回归原点。父亲凿出的荒谬苍凉的回家路，却把张金的归途阻断。张金生长在阿不旦，能融入龟兹话、河南话和武威话三种不同的语言环境，本身并不像父亲一样，存在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危机。然而父亲的举动让聋子张金听见了大地的声音，那是农村原始生存模式断裂的回响，他要重新寻找心灵联系的纽带，因而再次踏上了漫漫旅途，苦寻生存的依托。他恐慌惊惧，因为在父亲身上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生存境遇。他迷茫无助，因为融入阿不旦村，就意味着放弃自我，消弭个性。张旺才试图通过挖洞来回到过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家，而张金则希望通过回忆阿不旦村的声音来回归本真，填补被凿空的灵魂。不止是人类，阿不旦的动物，面对着生存环境的紧缩也试图反抗。《凿空》是一部有关声音的小说，动物的声音无处不在。小说中的驴也是通过声音，通过鸣叫来反抗命运。驴叫是红色的，这样的声音是血色疼痛的，没有人知道驴在叫什么。驴先知先觉，它们敏锐地感知到，人、坎土曼、驴共处的环境已经改变，新的世界不再包容后两者，这是小农的终结，也是原始村落以及绵延千年的文明的终结。 　　无论是张旺才、张金，还是将洞挖到麻扎的玉素甫，都是特定历史环境背景下的孤独病体，他们试图为自身命运寻找一个出口，从而形成了与现代化及现代理性的对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希冀的是自我主体性的不断壮大和精神本体的重构，实际结果却是陷入再一次的精神迷失。他们的焦虑都具有双重意味，渴望获得世界的认同，代价是自我确证的模糊;执守自我，拒绝认同，却又伴随着渴望与世界对话的焦虑。精神寻路能否为自己的身份定位？现代精神危机并未体恤原始的乡村，大地之下的幽暗灵魂承受着永恒的孤独。 　　 　　二、梦醒后的倾听：历史的断裂与延续 　　《凿空》是作者被现实撞醒后的创作，是他在现实对传统的侵蚀之下，清醒地感悟、审视我们正在消失的古老村庄和文明。《凿空》书写过去的声音，是一部醒来的书。聋子张金便是那个孤独的倾听者，他张开心上的眼睛，清醒而冷静地凝视这个在母腹中就曾听到却依然陌生的外部世界。作者用虚构的文学来表现真实，让乡村还原到乡村，草木还原为草木。从这个意义层面来看，刘亮程的作品又是非虚构的，这其中呈现着作者的在场性、亲历性和反思性。正是在这虚构的艺术中，有着历史记忆的真实，有着对历史细节的沉思和缅想，是了解边疆乡村现代化进程的独特审美载体。作品中，人与土地、人与动物、人与草木，人与自然所赠予的一切有着最亲密的依存关系。人与土地的伦理关系的建立，始于人类对土地的敬畏，而当土地被“凿空”，人与草木、动物、大地建立的共同体被破坏，大地之上的一切生命形式都将难以为继。当人们从坎土曼“凿空”的幻梦中清醒，发现土地传承下来的一切，早已出现断裂。作品聚焦“坎土曼”这一新疆古老的农具，当现代机械文明不再需要人畜，两千多年来由坎土曼传承下来的一切，都将自此消散。凿空的土地之下，埋藏着神秘的世界;破碎的土地之上，久远的历史和文明中断。刘亮程希望自己的写作具有无限的外延意义，在这里，“坎土曼”与历史巧妙地勾连，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它是乡村历史的承载物。坎土曼的变化，就是历史的变化，坎土曼的兴衰就是历史的兴衰。“让路”是坎土曼最终的境遇，也是农民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悲哀。阿不旦村的村民，做着让坎土曼大干一场的美梦，却不得不接受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残酷现实。几千年来，农具早已成为农民身体的一部分，坎土曼的历史，实际是边地村庄的农业文明史。阿不旦村的文明与历史，是坎土曼刨出来的，它的退场，是农耕文明的消失。这沉痛的一击，不仅是生产方式的改变，更是对农民生存空间的挤压，是对农民生存命运的改变。“凿空”因而不止于土地的挖掘，更是历史的断裂和古老文明的陷落。张旺才、玉素甫，以及阿不旦村民对挖洞的热爱，地下无休止的开掘与地上机器肆无忌惮的破坏，共同完成了一个凿空的村庄，一个凌空蹈虚的阿不旦。刘亮程借用一个聋子的耳朵，来倾听大地的声音，寻找村庄的遗迹。他意在揭露：凿空的村庄会让人们身陷囹圄，断裂的不仅是村庄的历史，更是人类文明的历史。玉素甫将地洞挖向麻扎，是对亡者、对灵魂的打扰。他对地下村庄的挖掘，更是对沉睡的历史的惊扰。在凿洞的过程中，他的睡眠、精神、灵魂也被凿空了。整个长夜他都在填洞，但总有没填住的地方空空地醒着，而填住的地方又重归虚空。空洞在喊他，玉素甫只好回头。乡村是人们的精神故乡，一旦它被挖空，一切都将终结。因而“空”不止是村民美好希望的落空，更是传统文明的解体和精神家园的陷落，他们把大地凿的千疮百孔，最终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艾布葬身于自己挖出的洞，在暗无天日的洞中埋葬了灵魂，如行尸走肉一般。漫长迟缓的死亡来临之时，光芒终于到达。那光芒悲悯艾布的一生，艾布也看见自己，他为这突然到来的解脱感到欣慰。同样，现代机械的入侵，管道铺设、石油开采都在受伤的大地上无情地进行着。满世界的尘土漂浮，阿不旦人是其中一粒又一粒，他们渴望踏实地回到土地里，和麻扎，和阿不旦村，和整个大地融为一体。艾布身下，石油钻头如子弹般射穿大地的心脏，那一处处涌出漆黑的血液。大地唯有沉默，它的无言挣扎，任世间万物都哭不出它的悲哀。“在这之上，有一双眼睛惊恐地看着大地上的一切，它悲悯地扭过头去，它的眼泪往天上流。”[2]这样的描写是摄人心魄的，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大地，发出最后一声绝望的低吼。 　　在阿不旦村这个半封闭的空间中，坎土曼一直被拿来与铁锨比较，这是内地农耕文明与边疆农业文明的对比，承载着阿不旦村民的文化焦虑。铁匠吐迪拒绝打制铁锨，拒绝电焊，“當坎土曼刃扳直的那一天，一切都会被改变”[2]。坎土曼在另一方面象征着信仰，在铁匠吐迪的一生中，除了信仰真主安拉，只剩坎土曼没有变。当坎土曼变成铁锨，最后的价值坚守就丧失了，这是信仰的改变。吐迪对铁锨的抗拒，阿不旦村人对机械文明的难以接受，是在抗拒现代文明的侵蚀，抗拒对祖先传承的传统文明的亵渎与破坏。“西气东输”工程没能让坎土曼大干一场，反而沦为一堆废铁，机器的轰鸣面前，坎土曼微不足道。现代性的威力之下，古老陈旧东西的消失是必然命运。然而人身边每消失一个生命，人的世界就会泯灭一次。历史上消散的生命不计其数，信仰即便坚固，也发生过迁移。那么，阿不旦村人应该坚守的到底是什么，值得深思。 　　三、暗夜里的狂欢：自我质疑与理性反讽 　　刘亮程相信万物有灵，文学写作的意义在于唤醒所写事物的灵，“灵”是灵性、灵魂，是与自然大地相通的气质禀赋。在阿不旦，人与动植物的依存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任何一个动植物的死亡关系人类的存亡，动物的鸣叫就是人类的鸣叫。现代文明以暴力手段摧毁了原来的村庄，人类感受到自己未卜的命运，动物又怎能逃脱。小说中人与驴的依存关系达到了极致，刘亮程坦言：“我在长篇小说《凿空》中，写了‘被驴看见的生活’，人活在驴的眼皮底下。[3]”他看到，世间的活物都是从人的灵魂里跑出来的，人从这些动物身上看见自己。那些温驯的动物被人们称为牲畜，在牲口眼中，人又是什么？驴通过人和世界有了关系，人在与驴的交流中学会与世界相处。世界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强大的，人类胆怯于直面现实。但驴敢，驴不承认世界，“驴的鸣叫是对世界的强烈警告”[4]。人对世界沉默，而驴在人不敢大声说话的时候偏要放声鸣叫。驴并不是无知无识的，它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它敢于反抗，会自觉地远离柏油马路，它也知道自己将面临被屠宰的命运，它明白属于自己，属于村庄的时代正在消失，因此它要鸣叫。万驴齐鸣的场面是一场盛大的狂欢，红色的驴叫有如鲜血淹没老城。从老城巴扎，到阿不旦村，到塔里木河边的草湖乡、到盛产小白杏的色满乡，全龟兹的驴在同一个时辰，头颅高昂，放声嘶鸣，驴蹄疯狂震踏大地，天地撼动，驴叫声淹没一切。“驴叫的时候，所有会出声的都给驴叫帮腔……驴鸣把大地上所有声音连根提起、那些埋在尘土下的声音、沉入坟墓的声音、压在舌根快要烂掉的声音、更深处石油钻头绞疼大地心脏的声音，全部地被驴鸣叫醒，朝上升腾”。[2]人当真不知道驴在叫什么吗，并不见得，只是人类不愿去挖掘自己内心的声音。万物齐鸣，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当柏油马路代替土路，摩托车代替驴车，挖掘机代替坎土曼，每个人都处在对自我的质疑和生存的焦虑中，并没有人去关注动物的生存焦虑和对死亡的恐惧。人类如何看待动物的所见，站在“驴”的角度观察日新月异的世间万物，或许才能跨越物种界限，与大地，与动物，与现代化进程达成和解。“刘亮程是从动物的声音进入对动物的重新发现，所以他能体悟到驴的叫声是红色的。这种对声音的高度敏感，调动身体最原始的感官体验，用直觉式的表达方式，反而最深切地道出人类对动物的亏欠之情”。[5] 　　万驴齐鸣的场面是一场盛大的狂欢，在这场狂欢中，驴的迷狂引发人类对自我的质疑，重新反观作为他者的动物，意识到自然的主体性，最终达到对自我的认识和对生命更深层次的理解。“凿空”更是一场狂欢，一场在地下的狂欢，一场孤独的、暗夜的狂欢。“凿”在古老美好的村落划开了一道伤口，《凿空》营造了一个巨大的仪式，一个巨大的语言场，散漫不失庄重。文本中充满着沉重刚性的斧凿挖掘的声音，跨越了时间成为永恒，叩击人类的心灵。凿空之后，大地还在，刘亮程用创作来让我们的心灵与祖先保持某种一致性。在人类大变革时期，他关注的反而是乡村事物中一成不变的部分。万物剧变，但心灵的轴心部分——那片最遥远的荒地，却始终不变。“乡土”是农耕民族的宗教，这也是作者对精神故乡的执守。张旺才的挖凿，是他一个人的仪式，是一个人的孤独狂欢。洞外，语言的隔阂，信仰的不一致铸造了坚实的壁垒。在洞里，他回归到了爬行动物的状态，甚至渴望和妻子在地下孕育出生命，这是彻底回归穴居的生活。他用二十年来满足“回家”的冲动，挖出了一条沟通维汉的地下通道，却始终无法满足被认同的渴望。与张旺才呼应，建筑商玉素甫在另一个方向也凿了二十年，凿空了睡眠。他的目的在于将地洞挖到麻扎下面，因为那里是最安全的。“麻扎”在维吾尔语中指称“神圣的地方”，“每一处麻扎都存在着相应的神灵，有超凡的力量，所以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去与之相应的麻扎那里朝拜”[5]。对麻扎的崇拜是阿不旦的一种信仰形式。显然在文本中，“麻扎”是逝者安息之处。在被现代文明裹挟的恐慌下，玉素甫认为，只有那里才是坚实的堡垒。这条通往麻扎的路，是玉素甫心之所向。他坚持要挖到麻扎，也是因为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坚守信仰。无论是玉素甫还是张旺才，大地对他们来说就像母体一样，只有在这里灵魂才能有所依托，才能找到片刻心灵的宁静。然而他们的挖凿更多是由于本能的驱使，是非理性的。整部小说都由“凿”、‘挖’串联在一起，阿不旦的村民都对凿洞有一份执念，他们通过“凿”来完成坎土曼的劳作仪式，在这一仪式中缓解内心的痛苦感，在仪式中自省和解脱。但指引人类走向毁灭的恰恰是极致的仪式感，到头来只是虚幻的泡影。在阿不旦，集体的“凿”，万人挥动坎土曼的场面是带有狂欢性质的，这被赋予宗教意蕴的神圣仪式的描写，不无反讽意味。涂尔干认为，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6]。也就是说，通过仪式等手段，社会群体能够获得或者唤起某些心理状态，社会情感得到释放，社会规则得到重塑或强化。而正是在机械文明暴力入侵乡村，秩序混乱，群体凝聚力微弱的时代，格外需要仪式来找寻自我价值，塑造命运共同体。但狂欢的非理性结果不可预期，往往会造成人们迷狂的假象而遮蔽精神隱疾，我们只能获得有限的解脱。 　　在现代资本入侵阿不旦，众人惊惶难安的时刻，作者安排了张金的出现。张金回到村里，寻找过去的声音。阿不旦村民原始冲动支配下的“凿空”是为坎土曼，为自己寻找最后的藏身之地;而现代机械对阿不旦资源的开掘，“凿空”了大地的血脉。众人迷狂的年代，村庄似乎成为张金“一个人的村庄”，他要回到阿不旦寻找精神故乡。张金看到乡村的变迁，他也终将在时光中老去。时间本身并不是无限的，当张金的一生结束后，一个村庄的时代彻底终结，而那永恒的大地却昭示着一段不灭的历史。刘亮程在作品中依托土地要完成的是精神故乡意义，土地之上，万物生生不息，唯有大地，才能让我们看见生命的光亮。 　　[参考文献] 　　[1]刘亮程.文学是做梦的学问[N].文艺报，2014-4-9. 　　[2]刘亮程.凿空[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15;331. 　　[3]刘亮程，高方方.西域沙梁上的行吟歌手——刘亮程访谈录[J].百家评论，2013（5）：50. 　　[4]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35. 　　[5]彭超.主体性、日常生活与信仰危机——论刘亮程《凿空》的现代性反思[J].文艺评论，2016（12）：88;91. 　　[6]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导言页11. 　　 Abstract：From “Huangshaliang Village” to “Xutu Village” to “Abudan Country”， Liu Liangcheng describes a different rural experience and an artistic environment with borderland characteristics. The Chiselling is not only a “book of sound”， but also a “book of understanding”. It depicts the rural world and the lonely soul bound by the reality. Then Liu Liangcheng seeks the rural civilization under the erosion of modernization， and looking for the lost rural world. 　　Key words： Liu Liangcheng; The Chiselling; lonely diseased body; spiritual outlet; break of history; rational ir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