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革” 新时期 断裂 分化 移位

　　新时期之初相当多的作家，实际上从“文革”时期就已开始了创作，他们在“文革”结束前后创作上的变化，体现了新时期文学矛盾重重的过渡性与复杂性。题目中的“文革” 中后期作家，是相对于地下文学作者而言的，特指“文革”中公开发表作品、后来又参与新时期文学建构的作家。本文拟通过对“文革”中后期作家的创作格局的描述，以求把握新时期文学起源的症候特征。

　　引论：“文革”文学作者群的断裂

　　“文革”事实上是在文化领域中先行一步的，其标志是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的问世。《纪要》是一个极端的现代主义激进文本， 认定要“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①。尽管说，“文革”期间，当局有意尊崇“三结合”②的集体写作方式，但即使是“文革”文学这样极端的文化试验，也并不刻意排斥个人创作队伍的建设。《纪要》的第十条的主题是“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也就是说，官方必须推出代表这种“新文艺”的作品和作者，以从实践的创作领域回应理论上的倡导。

　　但实际上，鉴于“文革”期间的文学出版的凋敝，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仅从物质操作层面都是不可能的。以“文革”期间出版的期刊为例，由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到“一九六六年底，全国出版的期刊总数，从‘文革’前的一九六五年的七百九十种，骤降到一百九十一种，后一年又猛降到二十七种，到一九六九年，只剩下《红旗》《新华日报》《中国文学》等二十种，是近百年来中国期刊发展上全国期刊年出版量的最低点”③。再以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为例，这四年中，全国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仅五部，并且这五部主要是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文革”正式爆发前出版的，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两年间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④。期刊 、报纸以及文学出版物的急剧减少，导致文学作者的数量减少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文革’开始的最初几年里，除极个别作家(郭沫若、浩然，以及一些工农出身的作家，如胡万春、李学鳌、仇学宝等)仍可以发表作品外，作家普遍失去写作资格”⑤，一九七二年后，有资格发表作品的专业作家开始增加，但大部分仍不能写作。据著名编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回忆，当时“哪里还有什么作家来写稿出书呢?有的进秦城监狱了，有的下干校了。要出书，就要靠‘工农兵’。换句话说，靠不写书的人来写书”⑥。相较而言，尽管十七年文艺界在数次运动后已噤若寒蝉，但总体上还有一支稳定的作者队伍，但“文革”文学却呈现出作家系谱的断裂局面。

　　“文革”中文化生产的单一和凋敝的现状，连毛泽东本人都颇有微词，毛在一九七五年找邓小平谈话时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稍有点差错就要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⑦但若要改变现实的文化生产状况，对于晚年的毛泽东来说，已是回天乏力了。

　　一体化缝隙中的双重心理

　　——“文革”中后期作家的创作姿态

　　“九•一三事件”后，文艺界出现了某种松动和调整，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原《北京文艺》以《北京新文艺》为名率先复刊，随后，《广西文艺》《广东文艺》《革命文艺》等刊物相继复刊。一九七三年，《上海文艺丛刊》(后改名为《朝霞》文艺丛刊)复刊;一九七四年，《朝霞》月刊创刊。书籍出版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如鲁迅作品的单行本二十四本到一九七三年底全部出齐。

　　一九七四年前后，多部古典文学得以出版，比如《明容玉堂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也有了较大增加。

　　“文革”中后期，初走上文坛的年轻作者的心态是复杂的。总体来说，当时能被允许发表作品，本身就是一种荣誉。以张抗抗为例，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她两岁时即被开除出党，张抗抗后去北大荒当知青。一九七四年，正在创作长篇小说《分界线》的张抗抗因病在上海休养，素未谋面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两个编辑带着营养品到病房探望，亲切鼓励她完成创作⑧。这对于一个从小在出身不好阴影下长大的青年来说，无疑是知遇之恩，由此产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心理也在常理之中。对于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中年作家，若有相似境遇，其认同心理更是如此。“文革”后期，在苏北射阳县当农民的陆文夫被“上面”叫去谈话，让他创作斗争走资派的小说，题目都规定了，叫“新潮”，并有意让他担任当地文化馆副馆长。尽管此事因“文革”结束而停止⑨，但对于一个饱受歧视的“右派”分子来说，能受到主流文化形态的青睐，无疑是一种政治待遇，内心如有惶恐甚至感激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