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沉思翰藻”;“缘情绮靡”;文学传统

　　一要编写一部汇通古今的文学史,前提之一是对古今演变中的“文学”范畴作一梳理和辨析,从中提炼出足以贯通全局的质素来;不然的话,古代有古代的论述对象,现代有现代的论述对象,一部历史总不免打成两截.

　　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传统中,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观念;虽有“文学”一词,主要指学术文化①,迥不同于今人心目中的文学创作。约略与今天的“文学”概念相通的,是两汉以后的“文章”之说,它指的是以经、史、子书以外的成篇章的文辞组合(汇集这类篇章的书册因而称作文集,在图书分类上构成集部),同时也标志着那种驾驭文辞以组合成篇章的写作能力(所以有时也将经、史、子书的好文辞阑入),这就是跟今天所谓的文学创作靠近了。但古代的文章毕竟包罗广泛,不仅有诗、赋之类文学作品,亦有论、说、记、传等一般议论文和记叙文,更有章、表、书、奏、碑、诔、箴、铭各类应用文章,通常是不列入文学范围的。古人讲求文体辨析,对各体文章的源流、体制、作法等均有所考述,偏偏不对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作出界定。六朝时期出现过“文笔”之辨,那么一点要将美文同一般实用性文章区划开来的用意,但多停留于“有韵”、“无韵”之别②,未能切中肯綮,且在唐宋古文复兴后已不再受人关注。整个地说,古代的文学传统实际上是在“文章”谱系的笼罩之下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而导致今人以“杂文学”的称呼加诸其上,用以标示古今文学内涵的差异.

　　“杂文学”一词显然是相对于“纯文学”而被创造出来的。据此,则“纯文学”更体现了现代学者的立足点,这跟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的引进分不开。近代学术的一大特点是学科分流,文、史、哲、政、经、教界限分明,不容混淆。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既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亦有别于各种非艺术功能的语言文本,于是成了“纯文学”。拿这样一种至“纯”的观念为标尺来衡量古人集子里的文章,自有许多格难合之处,所以嫌它“杂”,嫌它不够“文学”。另一方面,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自西方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未必全然切合中国的实际。比如说,在西方传统中,叙事文学一向是大宗,于是形成了西方人重视文学想象和虚构的职能,乃至主张通过艺术概括以超越历史实然性的见解,就跟我们民族的传统大异其趣。我国古代戏曲、小说的发展迟晚,抒情诗是主流,情感的要素非常突出,想象和虚构则不占很重要的位置,至于与诗并列的各种文类中,更大多缺乏想象、虚构的成分。一味用西方观念来整合我国的文学事象,必然要大量丢失其中的精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若干种文学史著作,将叙述的内容局囿在诗歌、小说、戏曲等纯文学样式上,对古代异常发达的散文和骈文传统视而不见,便是显例。即使后来作了调整,在先秦两汉时期收入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魏晋南北朝时期收入某些骈文与骈赋,唐宋时期收入八大家古文,也远远不能反映古代各体文章流别的完整风貌,可见“纯文学”观念对我国文学史研究的拘限.
    有鉴于此,便有了“大文学”的口号,“大”相对于“小”而言,当是意在救正“纯文学”观的狭窄和和偏颇.

　　但是,“大文学”之“大”,其幅度又该如何掌握呢?考诸史籍,“大文学”的提法实发端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一书,该书叙论部分将“文学”区分为广狭二义,狭义即指西方的纯文学,广义囊括一切语言文字的文本在内.

　　谢著取广义,故名曰“大”,而其实际包涵的内容基本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章”(吸收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样式),“大文学”也就成了“杂文学”的别名。及至晚近十多年来,“大文学”的呼唤重起,则往往具有另一层涵义,乃是着眼于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来观照和讨论文学现象。如傅璇琮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主张“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1]。赵明等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和《两汉大文学史》,强调由文化发生学的大背景上来考察文学现象,以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提示文学文本中的文化内蕴[2]。这种将文学研究提高到文化研究层面上来的努力,跟当前西方学界倡扬的文化诗学的取向,可说是不谋而合。当然,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在深化文学研究,而非消解文学研究(西方某些文化批评即有此弊),所以“大文学”观的核心仍不能脱离对文学性能的确切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