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我国领导人著作的引用，从形式上的格式规范到内容上的准确、完整尤其需要注意。

六、辅文的周全

辅j5AgvPuCElJ8l97DIjBUSTuzKSpTS1cHrkP4vwOIdS0=文包括内容提要、作者简介、前言、序言、凡例、后记、附录、索引、参考文献等。它们对于把握书稿的重点、判断书稿质量，很有帮助。就读者而言，也是快速了解图书的途径。编辑对辅文的检查可先可后，先后兼备当然最好，可以浏览与审读相结合。特别是在读者首先翻阅频率较高的后记中，作者的署名、排序等都是错误藏污纳垢之处。主编作者团队和编辑校对人员，对于门面文章都要引起重视。

七、余论

主编与参编人员沟通到位，并做好统稿工作。编辑参加编写会或者行业峰会论坛，也应强调出版流程和规范，尽早参与拟定目录、撰写样章的意见审定，在建议中加强监管。出版编辑工作需要经验累积，宏观、微观综合把握。在与作者沟通中，对于类型问题进行总结，初审（责任编辑）对于作者增补内容也需要从出版规范方面审慎对待。

曲艺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本科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迈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其间甘苦，非亲历者体会不深。笔者作为教育类出版社编辑，愿意见到更多年轻人借助学科化建设和教材学习走近曲艺，也冒昧希望对曲艺教材的拙见有助于今后系列教材的编写和曲艺学科的建设。

注释：

①耿瑛在《子弟书初探》（见耿瑛《曲艺纵横谈》，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43页）长文的“喜晓峰”末尾谈到“注：子弟书《忆真妃》，别题《剑阁闻铃》，是根据洪升之《长生殿》传奇二十九出《闻铃》改写的。子弟书早年有《闻铃》二种。内容相同，唱词大异。”虽然指出《忆真妃》来源有自，但不等于讲明《忆真妃》的“别题”依据为何。多年以后，耿瑛在编著的《辽宁曲艺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5页）谈到《短篇曲目之间的移植改编》时说“有些曲种的子弟书不是照原本学来的，而是从姊妹曲种中学来的，如京韵大鼓《剑阁闻铃》就是天津的骆玉笙向辽宁大鼓鼓皇朱玺珍学的，只是把《忆真妃》改了个新曲名。”文中没有提到新曲名的依据，是根据“别题”所来还是自出机杼？贾立青编著《骆玉笙年谱》在“1943年5月9日”條考订1941年10月有《箭（剑）阁闻铃》记录，1943年5月9日有《剑阁闻铃》记录。虽然贾立青括注《忆真妃》，但没有出处依据。综合耿说两条文字，似乎有矛盾之处。后发现关德栋《曲艺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版，第138—139页）参考贾天慈《子弟书正名别题简称互见表》列出韩小窗创作子弟书的“正题”和“别题”。或关德栋自1958年该书初次出版时即不认可《忆真妃》作者为“韩小窗”，列表未见《忆真妃》，而原始的贾天慈一文难寻。未及就教耿老，故暂时删除别题一说。2018年8月4日，耿瑛去世，此事成憾。

② “喜晓峰”说，以任光伟影响最大，改变了30年来曲艺研究既往认识。1981年任光伟《子弟书的产生及其在东北之发展》考证《忆真妃》作者为喜晓峰。此文首刊于1981年《曲艺艺术论丛》（第一辑），为《满族文学研究》（1983年第1辑）转载，1990年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曲艺论集》（第二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曲艺界影响较深。耿瑛、王决都采用任说。王决《刘宝全和子弟书》（《辽宁曲艺志资料》（第二辑），1988年，第45页）一文说“全国解放前后一直讹传是韩小窗的作品”，任文“澄清了这个问题”。而耿瑛在《曲艺纵横谈》除多次引用任之“喜晓峰”说，还是客观地记录了“缪东霖”说（第238页）。

③黄仕忠《车王府钞藏子弟书作者考》，参见刘烈茂、郭精锐等《车王府曲本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4—455页。

④又查该系列教材之《中国曲艺发展简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35页），虽然作者模糊处理，但有韩小窗说的倾向：“《忆真妃》……等11种作品历来存在争议，也有人疑为韩氏作品。”然而，韩说经考证可信度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