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词为吴郡所有”“其后以弹词名者四家，曰陈、姚、俞、陆，俞则俞秀山也。四调中俞调独传，或讹为虞调，调出自虞山，非也。厥后又有马调，马名如飞。”“……弹词家之能持久与否，不知 者輒 谓其必视听客之多寡以为进退，而不知非也”“……然弹词亦有派别，今即俞调马调比较言之。俞调音节宛转，善歌之者，如春莺百啭，竭抑扬顿挫之妙。此调便于少女。如飞出，一变凡响，以科举时代之八股例之，俞调犹管韫山，而马调则周犊山，亦弹词界之革命功臣也”（徐珂：《清稗类钞》第10册《音乐类·弹词》，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43―4946页 ）

“说书向以江南为最盛行，有柳敬亭、孔云霄、韩圭湖主人，均以工于此道······。及后王周士、遇乾（按：俞秀山，非遇乾也）继起，一以御前之弹唱，一创新腔为俞调，此风更增长，而开道咸间马赵姚王四大家之盛况矣。“以艺术论，则如飞果仍可居长，而赵姚则因其一为弹词，一为评话，未能兼赅二者之长，实尚不能与王石泉同日而语也。”（1925年9月11日《申报》，王宪喣：《说书丛话[二]》

“苏州 茶馆极多，大半兼做书场。在民元时，苏州有“难做两只半”之说。观太监弄前老义和、醋坊桥之金谷及平桥直街之松风阁。三 只茶馆中何者为半 只，笔者现已失记。”（1939年2月21日《生报》，茅栗园主：《听书随笔》）

第六章共有三节： 评弹与社会教化、评弹与社会公益、评弹与社会变动。其中第三节首条摘自1915年7月10日《申报》广告《爱国醒世小说〈欧战弹词〉》“本局鉴于说部感化社会之能力甚大，而弹词尤过之，深感一般普通社会人民皆知此事之原因与兹事之真相，奋爱国之壮志，共振国威。爰特搜罗欧战事实，一一口描手语，尽态极妍，编成清浅弹词，以其雅俗共赏。”第24条摘自1949年2月12日《上海书坛》，《书坛的畸形发展》“溯自抗战胜利以后，说书的蓬勃气象，较诸江浙沦敌时期，有过之无不及。今岁的书苑，更是飞黄腾达，在上海一地，新设书场 就有五六处之多。这在书坛届是一个好现象，以从业员说，又可多几个出路；不过就整个社会说，该是一种悲哀，因为这可说明了现社会中有闲阶级的众多，苦闷的人们日众·······要知道目今岂鼓乐升平的时候，一切不过畸形吧了！”对这一条笔者深有感触。其时笔者已是名中学生，亲眼目睹当时苏州情况确是如此。住家附近三家书场春和楼、梅园、大中南盛况空前，而前线战事甚急。三大战役后，解放军准备渡江，囯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许多军政要员纷纷南下逃往台湾，金圆券贬值，民不聊生，而大多数有闲阶级和生活相对稳定的小市民、店员等却都在书场消磨时间，有的当红评弹艺人一天赶场四、五場不足为奇，有的还得深夜赶电台演唱！所谓的畸形的发展，也确实是社会的真实反映！

以上仅是上卷资料的少量摘录，也反映了苏州评弹文化发展的一角，从中可窥见苏州评弹渊源及江南文化底蕴之深厚，其中徐珂的记载最有价值，不仅叙述较为全面，更对弹词业务十分熟悉，对艺人的状态和社会市场的变迁均记录翔实。

中卷七、八、九三章则集中汇集建国后的评弹事业发展变化的资料，仍紧扣社会发展而分述。如第七章，共有四节，第一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艺人的社会活动 与生存状态”，列举可以反映了艺人的社会活动、政治生活、社会公益、生存状况、评弹改进协会等新 设组织等一系列情况的历史资料。如1949年8月20日《上海书坛》第一版刊载的健翁所写《望弹词票友义播劳军》，而1949年10月9日《上海书坛》第一版刊载的了张鸿声所写的《清河书话》—— “最近我们评弹会，内幕异常忙碌，但不彻底的事情很多。在这全世界保卫和平，毎一个人须去夺取一切，一味地不正当斗争，未认清目标？主义是什么，既大家向苏联看齐，那末要晓得，不劳而获是没有的，就是要一切都是自己去争取、生产。依赖别人，羡妒成性，我可武断一声，照这样下去，究是一个失败者。”—— 是当年10月9日为庆 祝“全国政协会胜 利大功告成，人民政府成立”“同时保卫和平，上海各界三千人大游行后”张鸿声所写的，表现了评弹艺人在解放初的活动和思想情况。

下卷共有第十和十一两章与附录，第十章为“复兴的评弹艺术”，按时间分为1976年―1981年、1980年―1989年两个部分。在此着重辑录两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