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体育、人权与伦理道德
体育、人权与伦理道德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领域，而对于竞技体育中精英运动员的人权、竞技运动中的伦理道德的探讨近年来也愈发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Kwang Ok Kim的论文探讨了“体育人权的社会结构机制：社会学制度方案”；张爱红进行了“中国公民体育权利的历史研究”；而Mary G. McDonald等分析了“索契困境：2014冬季奥林匹克，保卫LGBT和行动限制”。Jon Dart分析了“体育，以色列，反犹太复国和反犹太主义”，Martial Meziani以残疾人对于拳击和卡波拉舞蹈的选择为例说明如何提升运动性能，涂明亮、张锐的研究则是“中国对残疾人体育权利的细化和保护”。
冯骏杰首次采用了理论结合实证、定性（交互理论）与定量（社会化理论）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进行了“中国优秀运动员体育职业生涯参与模式研究”的研究，通过分析认为：“我国的现行体育体制（社会结构）以及运动员的社会环境（如家庭、学校、 体育俱乐部等）在不同层面对运动员的体育职业生涯参与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运动员的社会背景、居住地、年龄等因素，对其选择某项体育运动关联度也很大。多数运动员体育职业参与方式，受其社会关系（特指父母、教练、好友等）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类似“赞助”式的模式“招募”的。拥有和谐融洽的人文环境（如家庭、学校、运动队等）也能左右运动员的体育职业生涯的选择方式。少数运动员以“关闭”和“引入”方式选择某一项特定的运动项目，往往取决于其本身潜在的天赋以及成功的概率大小，而且，为深化运动员体育职业生涯参与模式研究，有必要构建“社会及人文环境对运动员职业体育参与模式影响程度的评价标准”。
由于在竞技体育过程中过度竞争、商业操纵、政治追求的膨胀，最终形成了竞技体育本质的异己力量。周然认为：竞技体育诱发着运动员的拜金主义，成为运动员谋生手段，许多运动员把取胜作为唯一目标，被高科技所主宰；而导致人异化的原因是竞技运动中人的物化和单向度发展，同时也因为竞技运动的工具理性导致了人主体地位的丧失。而只有从生物体育观转变为人文体育观的理念，竞技体育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回归，才能最终实现运动员的全面发展。
2.6体育与媒介
媒介是支持体育融入社会或者作为社会组成的重要支持力量。黄若涛分析了“中国媒体过去35年对体育的理解”，Wilko de Graaf等探讨了基于地区的体育运动服务；Hyun Jung等的比较研究分析了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新闻报道内容和方式的变化；Sungsang Han等以马来西亚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EPL广播权利费用在亚洲国家中的区别。
陈志生从李娜奖金门事件看运动员个人控制和媒介应对方向进行分析，提出社会认同视野下运动员的危机管理和媒介应对与协调。刘翔的退赛、孙杨的驾照到李娜的奖金等事件，都曾引发了大面积的媒介议题分化，形成了突出的社会传播热点。由于缺乏基本的媒介应对策略，对媒介传播和媒介运行以及媒介控制本身缺乏认识，导致这些精英运动员在社会生活中很容易从传统媒介塑造的精英形象迅速成为媒介舆论中的危机人物，甚至是媒介合围的对象。而个人控制和媒介协调应该着眼于“个体话语建构、群体话语建构和媒介话语建构”3个维度的价值认同问题，尤其应该对主体事件进行及时的媒介沟通，从个人的公信力建设角度加强个人控制和对社会的信息开放促进公众的互动；要认真分析媒介属性，减少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对自身危机事件的传播落差，促进媒介认同的方向保持一致。
当代社会已全面进入“微时代”。微的形态特征是空间和时间领域的压缩。这个以“微媒介”为主要传播介质，以短小精炼作为文化传播特征的时代，带来的是信息传输的高效率以及传播活动的瞬时性。青奥会基于奥运会的狂欢主题和人类庆典，是观念和意义的集合体，是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和对诸如公平、竞争、团结等人类永恒主题的再次论证。王成认为：青奥文化“微传播”的特征是其仪式情境以项目活动为载体，其育人本位以教育青年为创立宗旨，其“文化传承”以创新发展为演变脉络，其“全民参与”以建构参与性为目标取向。青奥文化“微传播”的策略应为：传播手段多样化，符合青少年受众主体特征；情境虚拟，接入便捷，互动平台符合“微时代”特征；易于表达真实自我，追求价值认同和自我实现；聚焦青年本位，契合青奥会的媒体形象与文化指征；规避“隐性麻醉”效果，突出参与性和互动性；发挥“议程设置功能”，营造青奥文化学习氛围；把握青奥特质，“微传播”应有“微控制”。
手机版
欢迎光临汇博在线http://www.paper1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