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质量反映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总体条件和能力。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不仅要在数量上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其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都要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发展的自然基础，而智力发展状况则是人类自身生产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同时也是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要条件和指导因素。正是由于主观因素的参与，由于掌握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的高素质主体的形成，才日益做到将那些客观存在的、但又不适合人类生存需要的或者满足不了人类生存需要的自然改造成为能适应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充分需要的自然，“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于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人口的生产不仅包括参与生产的能力的生产，还包括调节自我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能力的生产，于是，人的科学知识水平和文化道德修养的提高，就表现的极为重要。

   三
　　
　　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即生产关系的生产过程。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地区内的人们，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在人类文化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发展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人的活动空间范围非常有限，“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以及生活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生产技术与人口数量。对劳动力数量和人口数量的追求“正象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形成以家庭、氏族、公社等人群共同体为主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社会没有能力为社会非生产成员提供更多形式的赡养途径，年老体弱者一般由家庭成员进行照顾。社会风险的承担主要是以个人、家庭或氏族的方式为主，尤其是家庭，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的组织细胞，始终承担着老弱病残群体的保护职能，因而是工业社会之前社会保障的基础环节。
　　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起来，生产技术得到全面更新，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人类进入崭新的文明时代，人的活动空间和社会交往打破了从前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狭隘性，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更，“几乎农业中的所有劳动都用牧畜代替了，几乎工业中的所有工序都用机器代替了人”，社会生产关系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发展，“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同于传统自然经济形态的社会风险渐渐形成并进一步累积起来，大路上络绎不绝地过着成群结队被人从工厂赶出来的乞丐，家庭成员应对风险的保障机制由从传统过多依赖于家庭过渡到个人与国家、单位甚至其他非政府部门之间的责任分担机制，政府为主体的济贫行为成为主流，个人风险由社会分散承担。资本根据自己的剥削需要，为补偿意外事故对自己所造成的损失，要求供给社会保障，以“调节劳动力本身的生产，即受资本剥削的人群的生产”，从而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满足自己对剩余价值的最大追求。“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达，人口生产在有计划地宏观调控下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均衡协调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完全为人类所用，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国家的公民不仅享有无需担忧的工作保障，而且其生老病死和家属的健康与生活也都享有绝对安全的保障，人类实现真正全面而自由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