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

话语优势建构的评价

从《论联合政府》一文发表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如何在更大范围内扩大自身理论的影响力，成为军事斗争之外的又一关键工作。因此，这段时期有关新民主主义的解读和宣传屡见报端，无论数量还是频次都远远高于1945年之前。纵观这段时间新民主主义的传播，随着中共军事优势的逐步确立，国民党在“主义”问题上并没有表现的像之前那样热衷。因此，国共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主义”战。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宣传，更多从正面主动进行解读，少了一些论战的色彩，表现得更加成熟和稳定。从其内容来看，多是为正确、深刻地理解新民主主义进行阐释。当然，国民党方面的舆论对于新民主主义也发出了一些声音，但比较零星和微弱。例如，茂传从五个方面来攻击新民主主义，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反三民主义的主义”、“新民主主义是奴隶性的主义”、“新民主主义是假民主的主义”、“新民主主义是偏狭的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掩饰中共叛国害民的主义”。茂传：《新民主主义的新批判》，《新时代月刊》1946年第1卷第9期。陈安仁指出“中国的革命，只有一个历史的历程，而不是如毛先生所说分为两个历史阶段”。陈安仁：《与毛泽东先生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生路月刊》1946年第12卷第1期。对于毛泽东的“驳资产阶级专政”，陈安仁认为“中国国民党五十年来领导中国之革命事业，其党内分子有许多工人农人学生商人军人，换言之：就是普通一般平民，没有以资产阶级的成分，而领导中国之革命”。陈安仁：《与毛泽东先生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续完）》，《新生路月刊》1946年第12卷第2期。穆德认为“毛泽东所谓新民主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也就是旧民主主义”。穆德：《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新旗》1946年第9期。纪芬则认为“资本主义已沿着他自己的法则，从‘自由企业’走到独占时代，当社会的财富已集中和操纵在少数独占家的时候，我们能把社会拉往后走，要他回复到资本主义的昨天阶段吗？”纪芬：《论“新民主主义”》，《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这些零散的微弱的声音，基本上没有影响到中共在新民主主义话语建构中主动出击的态势。

新民主主义话语从产生到最终确立优势，经历了整个40年代，其过程波折复杂，不能认为《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即意味着新民主主义话语领导权的确立。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初衷，既是抗战时期特殊因素使然，带有一定的策略成分，也是中共在国家政权问题上长期探索的结果，不能夸大新民主主义话语的策略成分。从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建构过程来看，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中共遵循了由内及外的建构路径。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传播多局限于党内和根据地内。延安整风促使新民主主义话语在党内基本达成一致。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话语从根据地逐步向全国范围传播。其次，中共对于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在态度上由被动逐步走向主动。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关于《中国之命运》的争论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前者使中共开始有限度地在三民主义之外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在抗战胜利后，中共则开始主动、独立地表达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或者说，在抗战时期，国共之间虽然有诸多的摩擦，但是公开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不被社会舆论接受，因而争夺优势话语权便成为国共在间断性军事摩擦之外的一种重要手段，“论战”成为新民主主义话语建构初期的一种鲜明特色。当然，论战主要是由国民党方先挑起的，中共多为被动地回应。受此影响，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重要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和阐发；而且在论战的氛围下，中共对于国民党的舆论攻击，多使用“驳斥”的手段，使新民主主义在某些问题上沾染了过多的“阶级”痕迹。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共双方内战的开始以及军事形势的逐步逆转，国民党疲于军事战争，在“主义”问题上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攻击。因此，在这段时期，中共对于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传播，更多是主动的，并且从“建国”的角度去进行新民主主义话语优势的建构。再次，从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传播内容来看，初期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后期则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话语的建构，即在内容上经历了由“革命”到“社会”的转变。最后，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新民主主义不仅在理论形态上不断地得到解读和研究，中共还在根据地或解放区内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实践，以“新民主主义”作为根据地或解放区建设的指导原则，以有效的客观结果催化了新民主主义话语的社会认知，并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和建国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