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期以来中国城镇化以外延式城镇化模式为主，新城区建设在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承接中心城区产业转移、创新城市治理模式、扩大就业人口规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外延式城镇化模式需向内涵式城镇化模式转型。为此，要避免大规模“造城运动”导致的土地等资源浪费情况；重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问题和债务风险；提升新城区产业集聚能力；加强新城区软硬环境建设；处理好新城区征地拆迁中的失地农民安置问题。《新城区战略与路径》是一本关于新城区如何规划建设的著作，对研究新城区外延式城镇化转型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新城区；外延式城镇化；城镇化转型；城市规划
城镇化根据发展方式不同，可分为外延型城镇化和内涵型城镇化。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城镇化主要以外延为主，通过新城区建设和农村城镇化在城镇化发展上做“加法”。我们认为，在“十三五”规划时期，城镇化发展战略要高度重视内涵型城镇化，提升城市功能，实现产城融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解决大量转移人口“半城镇化”及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问题。
一、新城区外延式城镇化对中国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城镇化的推进可分为土地、人口、产业等城镇化要素增量扩张的外延式城镇化和城镇功能提升、质量提高和居民幸福感增强的内涵式城镇化两种模式。在城镇化初期，城镇化发展主要靠外延型城镇化，而在城镇化后期，城镇化主要靠内涵式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4年的54.77%，主要源于外延扩张式城镇化的贡献。统计表明，到2003年全国各地仅开发区就达6 000多个，规划面积3.6万平方公里，超过城镇建设总面积。1990—2003年，中国31个大城市面积平均增长近一倍[1]。此后城市规模扩张的速度更是不断加快，土地资源日益紧缺的同时大量新城区空置闲置。如果说过去城镇化是外延式城镇化主导的城镇化增长，那么从现在开始，则是内涵式城镇化主导的城镇化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扩大再生产分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他说：“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的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又说：“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在总结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时指出：“城市经济转型现在的趋势是‘外转内’，即从外延性的增长转向内涵性增长。”[2]外延型增长就是做加法，城市发展主要靠“摊大饼”；内涵型增长，就是做智慧城市，用信息技术做好城市的规划管理，提升城镇化功能。
新城区外延式城镇化模式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主体形态。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不能学西欧走逆城市化道路，应由“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三部分组成[3]。新城区指开发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新区等。农村新社区就是新农村建设，指的是就地城镇化。李强认为，世界各国城镇化动力分为政府动力、市场动力和民间社会动力等三种，推进模式为建立开发区、建立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等七类。城镇化发展，既包括对原有城区的改造升级，也包括对新城区的建设[4]。城建专家邵自升不同意“三区”论和“七类”论，认为从空间结构上应当是现有城市改造拓展、新城区新建发展、小城镇扩大提升这“三种形式”，他总结提出新城区建设包括产业新城区在内的十大类型[5]。
新城区建设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而言，受制于环境资源的约束，需要通过建设发展新城区，对城市人口及产业进行一定的疏散和重新布局，以保证城市经济的有序运行。以开发区为例，截至2012年底，171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4万亿元，工业增加值3.8万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2万亿元，税收收入9339亿元，进出口总额7411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10.4%、19.2%、5.3%、9%、9.3%和19.2%。新城区建设成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城市建设的重要方面。国家发改委2013年对12个省区156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调查显示，92.9%的城市规划建设了新城新区，其中，12个省会城市，平均每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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