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令人不解的是，这种情况和地域都与中国相近的成功经验，也始终得不到主流的重视。
五、中国经验：农民的两个“自由”与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任务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始终没有伴随着大规模的贫民窟化，全球发展中大国仅此一例。
鉴于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目前这种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的农村土地制度，主要还是为了向农民提供维持生存的基本保障。经济规模原子化的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是：只有同时靠进城务工和在乡务农，才能超越温饱维持较正常的生活水平。这同仅拥有其中一项即可维持正常生活者相比是不足，但与仅拥有一项却又不能维持正常生活者相比，则是特殊的制度优势。因此，农民不仅需要自由地进城务工经商，也需要自由地返乡务农谋生。
进入与退出的两个自由的共存，才会使弱势农民进退自如。
一旦允许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那么一方面，经营农业无利可图的小农会在资本的强势介入和侵害下大批失去土地，不管是表面自愿交易还是强势集团所迫；另一方面，丧失
农村根基后，农民又无法在城市完全立足。最终结果可能是城市贫民窟化与农村
社会冲突的加剧，其程度将远比其他
发展中国家严重，社会动荡将不可避免，中华民族遭到的危害将不堪想象。
因此我一再强调，
目前中国农村形成的这种基本制度，的确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总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中国的三农
问题尽管深受世人诟病，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而言，还是比较轻的。决策者倘若没条件或者不愿意在农业外部的宏观环境上作重大政策调整，就应该继续坚持农村基本
经济制度，不要轻易改变。
因此，既然发展中国家都有三农问题，也没有任何采用短期的、激进的手段解决问题的成功先例，那么要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就应该立足现行基本制度，走长期的、改良的、新农村建设的道路。
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核心
内容，是大力推动农民的合作化来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这方面日韩及中国
台湾的经验可资借鉴。既然提倡向发达国家
学习，为什么不提倡向周边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经济学习呢？
以合作经济为基础，组织综合性的农民协会，以此实现乡村自治。一方面节省了高昂的国家管理成本；另一方面有助于依靠农民群众来解决目前体制下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的最大障碍，并非来自于常被看作“一盘散沙”或者“一麻袋土豆”的农民，而是来自依然拘泥于非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资本和GDP为本的地方政府。这充分折射出中国长期以来就难以协调的中央与地方、中央与部门的关系。
中国制定了全球最严格的保护耕地的制度，可惜，中央政府的保护意愿虽然十分强烈，但保护能力却很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农民以及资本之间，难以达成多重博弈，致使耕地保护常常流于形式。成立综合性农民协会，组织起来的农民在与政府和资本的博弈中就拥有了谈判能力和谈判地位，从而能够保护自己，自己决定农村、农业和农民自己的命运。
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和农村的长期稳定发展，将会有力地促进地方
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廉价优质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八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的路子，现在已经走到头了。中国经济必须从出口导向，转型到内需拉动为主，这就要求从追求内部积累向扩大内部需求转型。据此，八亿农民的需求岂容继续低估，可见，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解决内需问题，解决内需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
其实中国并非没有内需导向的成功经验，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乡镇
企业的成就。“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等经验，值得我们在目前更高的基础上加以
总结借鉴。
六、当前问题：化解征地冲突的核心是节制资本
经济高速发展，必然要求大量土地“农转非”，以供城乡建设使用；比如高速公路、开发区、房屋开发建设，等等。在“农转非”过程中，围绕对农民的补偿，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常常与农民产生分歧，往往对农民利益造成严重侵害。
主张土地私有化者，往往借“圈地运动”引发的矛盾冲突来推介自己的主张，认为只有实行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才能保障农民的权利，使土地增值的利益留给农民。而我们90年代以来的很多试验都证明，只要实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同权同利”——在所有权方面承认政府与村社集体同权，在使用权方面承认开发商与农户同利——就可以使农民与村社的利益得到合理的维护。只不过，这些90年代以来强调了10年的试验经验，由于没有为资本鼓与呼，而遭主流忽视。
在目前条件下，在禁止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的条件下，资本必须借助权力的配合，才能达到“圈地”的目的。如果实现私有化和市场化，那么，终结的不是“圈地”，因为权力可以直接转化为资本，继续不受制约地以市场的名义进行的“圈地”，这种做法对农民的损害将更彻底更严重。
因此，中国人不仅应该约束权力，还要温故而知新地理解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难道我们今天还不如100年前的孙中山？）的重要性。不可以借约束权力之名，行放纵资本之实。
保护农民，主要靠的是农民自己——让农民依靠综合性的合作经济和农会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依靠分散的弱势小农户直接与资本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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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导。著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解构
现代化》、《我们到底要什么》等。
1 本文研究与写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中国农村发展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农村建设的目标、重点和政策建议”（项目编号06AJY003）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完善社会管理与维护社会稳定机制研究——农村对抗性冲突及其化解机制研究”（项目编号07&ZD048）的资助。
2 我们在最近的文章中，进一步归纳三农问题为：农民权益、农村治理和农业可持续问题。
3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规模经济案例研究表明，依靠土地规模经营实现的农业现代化对于追求资本利润的投资人而言，是有可能获得规模收益的；但是，农业作为国家的战略产业本身所具有的粮食安全、生态环保和农民生计、社会保障等多种重要内涵，都被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投资人舍弃了。这是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大多不成功的主要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