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社会矛盾；政治信任；影响因素
摘要： 政治信任对政权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在社会矛盾频发的背景下，运用江苏南京、苏州和扬州三地的调查数据，就现实利益伤害、矛盾解决程度、社会公平感、官员贪腐程度认知、获取非官方信息程度对现阶段中国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随着政府层级的提高而逐步提高，表现出鲜明的 “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矛盾解决程度、社会公平感以及官员贪腐程度认知对政治信任有显著影响，其中社会公平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最大。现实利益伤害、获取非官方信息程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不显著。
中图分类号： C912.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4）05060108
政治信任通常被简单地理解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将运作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1]39，“是公众对政府能代表他们利益的一种期待，代表的是人们对于政府和官员的态度，是关于未来的预期，而不是当前的状态”[2]。政治信任从宏观到微观具有不同的层次，即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民众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3]。总体而言，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一种互动， 它涉及公民、政治系统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 是“民众基于理性思考、实践感知、心理预期等对于政治制度、政府及政策、公职人员行为的信赖”[4]。
政治信任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此后西方学术界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遵循两条路径：一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解释， 即理性选择路径。在此路径下，政治信任遵循经济学和算术学的逻辑，政治信任来源于人们在利益考量基础之上，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承诺和能力所做的评估。因此，政府绩效成为一个政府获得政治信任的重要前提。阿伯巴克（Aberbach）和沃克（Walker）在把政治效能感和个人特征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与对他人的信任相比， 政治指标与政治信任具有更强的联系”[5]。金（Kim）也发现机构绩效是决定政治信任的一个关键变量。[6]政府绩效包括政治绩效和经济绩效两方面。“公民对在位者和政治机构的评价、不断增加的政治丑闻、媒体对政治腐败和丑闻曝光率的增加、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发生等等都会导致不信任的增加”[7]160。社会财富分配是否公平也被认为是影响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种是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化理论解释， 即社会文化路径。此路径认为“基本的政治价值观和信念是政治社会化导致的形式……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包括社会化经历、文化与价值观、社会资本等等”[7]161。尤斯拉纳（Uslaner）对个体价值观、早期社会化过程以及政治信任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探讨后认为，早期社会化过程对政治信任有着重要的影响[7]162。史天健对台湾和大陆的政治信任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价值取向的不同对政治信任的差异有较强的解释力[8]401。马得勇以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 发现权威主义价值观作为一个文化的因素， 对政治信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9]79。帕特南（Putnam）通过对意大利的社团生活和治理的研究指出，社会信任有助于产生社会合作，这对于政府良好地运作，以至于获得信任是必需的[7]163。福山（Fukuyama）坚持认为：“低水平的社会资本会导致一些政治功能的失调”[10]。具体到美国，他说：“民主政治制度和企业一样，都必须仰赖信任感才能够有效运作，而社会信任感降低之后，意味着社会需要更具强制力、规范力的政府，才能够约束社会关系。”[11]莱恩（Lane）也认为政治信任主要是一个人对他人信任的函数。[1]40
随着西方学术界政治信任研究的日渐深入以及中国社会转型中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凸显，近些年来政治信任问题也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研究者们首先对中国农民政治信任问题进行了探讨，欧博文和李连江指出农民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看待政府：顺从与反抗的村民都把政府看作是统一的，而依法抗争者则在基层干部和上层领导之间进行了区隔。[12]伯恩斯坦（Bernstein）和吕晓波也发现，一些村民相信在限制地方官员过度侵占农民利益的问题上，中央是站在农民一边的。[13]李连江也曾对中国农村的政治信任问题做过研究，发现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分为不同层次的。[14]肖唐镖则利用5省4次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基本状况和变迁特点，证实了李连江“农民认为中央比地方更值得信任”的观点。[15]胡荣运用在中国农村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民上访与政府信任流失之间的关系，[1]39运用厦门的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资本、政府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16]96。盛智明以CCSS2006数据为对象分析了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的关系[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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