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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战略性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最早由Brand、Spencer（1985）提出，后经Krugman（1988）等人完善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构建了一个三国参与的国际贸易模型用以解释贸易摩擦的形成过程。其中两个贸易出口国在供给市场上形成寡头结构并遵从古诺博弈框架，同时各国政府均以最大化各自收益为国际贸易最终目的。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各贸易参与方既有采取出口补贴政策的合理性，又渴望将该政策限制到合理范围以内从而获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出口国为确保在寡头市场结构的古诺博弈中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动采取出口补贴的政策。这样一来在两个产品出口国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类似囚徒困境的博弈均衡，即双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政策选择为同时放弃出口产品补贴政策，但最终稳定的均衡结果却是同时采取补贴政策。尽管如此，国际贸易的总体福利却在上述囚徒困境过程中达到了最大化。这样一来在参与国际贸易的各主体间，产品出口国要求通过谈判等方式最小化出口补贴水平，而产品进口国则正好相反。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方面，贸易参与国事实上有动力主动采取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如：关税和补贴等）的动力，并且这样的动力与寡头垄断程度（Eaton & Grossman，1986）以及国内厂商数量（Dixit，1984）等因素直接相关；同时，揭示了各贸易主体对待贸易政策的不同态度；此外，在出口国之间形成的囚徒困境局面也为贸易摩擦的形成提供了合理解释。
　　（六）GBS理论
　　Gomory and Baumol（2000）以及Samuelson（2004）针对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有关贸易摩擦理论的新看法即GBS理论（Palley，2006）。GBS理论讨论的核心议题是比较优势动态发展所带来贸易福利在国家间的分配。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贸易福利国家间的分配取决于一国贸易条件，而技术进步带来的供给增加将通过价格波动影响一国福利水平。GBS理论则开创了从贸易伙伴技术进步角度分析贸易福利分配情况变化的理论先河。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展并不一定提高所有参与国的福利水平。Samuelson（2004）分析中美两国当前贸易格局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通过产品的价格效应恶化美国的贸易条件进而影响美国的福利水平。Gomory和Baumol（2000）更具代表性地分析了全球生产模式（Global Production Pattern）可能带来的低效率问题。规模经济的最优状态意味着每个国家仅生产一种产品，技术同质前提下的产品选择仅仅取决于谁能够率先降低成本曲线并通过成本优势阻止其他对手进入。这就意味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um）有存在的可能性，而当前的均衡状态（Prevailing Equilibrium）极有可能是无效率的。比如一个国家可能在开始阶段通过率先降低成本曲线以对多个产品建立了比较优势从而阻止了其他国家进入该产品市场，这就意味着某些产品的生产规模过小而无法发挥规模经济优势，而另一些产品则由于规模过大而导致成本上升，全球生产模式的无效率性由此显现。
　　（七）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Kindleberger（1951）在文章中分析了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影响因素，首次将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运用到关于贸易摩擦成因的研究当中。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该方法逐渐扩展到政治选举（Mayer，1984；Hillman，1982）以及贸易政策制定（Findlay & Wellisz，1982）等过程中。Roemer（1994）在研究中继承了Wittman（1983）关于政党竞选过程偏好的基本结论，进一步分析了竞选政策与中间选民观点的一致性问题，Baron（1994）补充论证了政治捐献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Grossman & Helpman（1994）以特定要素模型为基础，运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具体分析了由国际贸易导致商品价格波动进而影响生产与消费决策，并最终通过利益集团左右选举及贸易政策制定的全过程。沿着这一分析思路，Grossman和Helpman（1994）总结认为，相较于其他行业，更低的进口价格弹性和更严密的利益组织更易触发贸易摩擦。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运用博弈论等现代研究手段进一步放宽了研究假设，更为贴近现实，更为具体地论证了贸易摩擦产生的动因，逐渐成为贸易摩擦理论的主流分析框架。　　（八）经济再平衡调整与贸易摩擦
　　Brackel et al.（2010）在研究中将全球非平衡（Global Imbalance）定义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所面临的一种外部失衡状况，该失衡状态反映了全球经济存在系统性扭曲或是潜在风险的特点，衡量指标主要包括：用以反映总体失衡情况的经常项目头寸绝对值占全球GDP的百分比；用以反映非平衡在全球范围内分布集中度情况的离差指标；重点国家（如中、美等）的经常项目余额占本国GDP的比重。中国学者重点关注了经济失衡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传导机制作用。林毅夫（2009）分析认为，短期的外汇举措无法解决全球非平衡的根本问题，相反人民币升值不但不会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收窄，反而会扼杀全球经济复苏动力。稳定的人民币对保持中国出口经济的运转至关重要，而这相应地会将经济的健康传播到其他国家。周小川（2009）则讨论了储蓄率调整的若干举措，认为全球储蓄率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导致这种高低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样的，不能简单地将储蓄率高低说成只与汇率有关。希望某些长期特性在短期内改变是不切实际的，这需要从更广泛的宏观角度，综合各方面因素，统筹考虑。余永定（2010）在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美国社会平衡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而得出了经济再平衡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美国政府全球经济再平衡调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国内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前提下的外部均衡问题。具体而言，经济增长目标和经常项目赤字下降目标对储蓄率的变化提出了方向相反的要求。因此，实现平衡增长的唯一思路在于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方法遏制进口、增加出口。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调整过程中，贸易摩擦将是未来美中经济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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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摩擦成因理论研究综述

2015-04-13 08:57　来源: 互联网作者：孙磊谭波浏览次数 3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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