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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印FTA的短期贸易效应
　　本文的模拟测算以2009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结构、贸易规模为基础，依据的税率取自TRAINS数据库。本文将模拟场景分为短期（场景1）和长期（场景2）两种，分别对中印关税相互减让的短期和长期效应作出分析和模拟。短期场景中，中印双边进口关税被部分削减。在长期场景中，双边进口关税削减至零。在SMART模拟中，将场景1中不同来源地的进口商品之间的阿明顿替代弹性值取为1.5，瑞士公式中的A取值设为0.5，来设定一个相对较小的关税减让幅度。
　　从表4可以看出，在场景1中，中国对印度的行业加权平均关税从1.63%降至1.47%，从印度进口的产品出现了1.02%的涨幅。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当属第12类产品（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已加工的羽毛及其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因为该产品减让之前的关税率最高，在FTA中的减让幅度也最大，导致进口增长率也最高，达到22.41%。此外，还有一些产品也因关税减让幅度较大而出现了较大的进口增长。如第8类（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等）、第3类（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等）、第2类（植物产品）和第20类（杂项制品）。以上产品进口额的增加会对中国相应的产品市场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就关税减让带来的贸易总效应而言，除了上述关税减让程度较高的产品分类可以获得较大的贸易总效益之外，第5类（矿产品）、第16类（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等）和第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虽然关税减让幅度不如前面提到的商品类别，但是，由于其进口额较大，也可以获得较高的贸易总效应。总的来看，中国在此轮关税减让中的贸易创造效应为10836.62万美元，贸易转移效应为2712.80万美元，总体贸易效应为13549.42万美元。
　　关税减让之后，从中国进口的增长幅度为6.83%，比相同场景中中国从印度进口增长的幅度要大。同时，印度获得214424.89万美元的贸易总效应，也比中国获得的要多。这主要是因为印度对中国产品所设的初始关税水平较高，关税减让引起的关税降低幅度较大，随之带来的进口增长和贸易总效应也就越高。具体来讲，进口增长率最高的产品类别是第4类产品（食品；饮料、酒及醋等），高达139.85%，但由于其进口额相对较低，关税减让引起的贸易总效应不如一些其他产品。除了食品、烟草之外，进口增长率较大的产品依次有第2类（植物产品）、第21类（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第6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第12类（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等）、第十类（木浆及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等）、第1类（活动物及动物产品）及第8类（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等）。关税减让产生贸易总效应最高的产品是第17类（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其次依序为第16类（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第15类（贱金属及其制品）、第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第6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和第4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等）。
　　总的来看，经过部分关税减让，中国和印度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贸易收益。相比较而言，减让前关税水平较高的产品获得了更大的贸易扩张。在减让前，印度的整体进口关税水平高于中国，因此经过关税减让之后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贸易收益。
　　（三）中印FTA的长期贸易效应
　　场景2实际上描述的是一个长期减让之后的情形。因此，我们比较乐观地将场景2中的新关税水平设定为0。换言之，长期中，各个商品类别的关税逐渐降至0，会在短期关税减让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两国间的贸易，提高相互进口和贸易总效应。
　　如表6所示，如果中国对从印度进口的产品给予零关税，中国从印度进口的各类产品都在短期的基础上继续增加，贸易总效应较大的几个产品类别也基本与短期保持一致。根据模拟的结果，进口增长率超过20%的产品依次是：第8类（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等）、第12类（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等）、第3类（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等）、第2类（植物产品等）、第17类（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等）、第20类（杂项制品）、第21类（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和第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中国将从中获得105393.32万美元的总贸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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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印度FTA的贸易基础与经济效应

2015-12-20 10:24　来源: 互联网作者：余振　沈铭辉　王琼浏览次数 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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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印度FTA的贸易基础与经济效应 2015-12-20 10:24 来源: 互联网 作者：余振 沈铭辉 王琼 浏览次数 4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