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结构主要指生猪生产内部的规模化程度，我国生猪生产长期以来以分散饲养为主。我国大多数生猪散养户趋同行为显著，极易同时进入或退出养猪业，形成聚合效应，造成生猪生产大的波动。一是我国生猪散养户养猪的设施比较简陋，进入与退出的成本较低，当生猪价格比较高的时候，养殖户纷纷扩大生猪饲养；反过来，饲养户就减少饲养或者退出不养，一般来说不会造成太大的经济损失。二是目前我国农户散养生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粗放的，很容易使生猪传染疾病，且饲养户的防疫意识相对淡薄，防疫知识也比较缺乏，一旦疫病爆发，往往造成生猪死亡较多，使一些生猪饲养户产生恐惧心理甚至弃养，极易造成生猪生产量的大幅下降。三是有相当一部分生猪养殖户通过中间商、猪贩子获取生猪市场信息，信息渠道单一，信息服务滞后，或凭个人经验对生猪市场做出比较简单的判断分析，难以进行科学合理的生产。当“小生产”面对“大市场”时，很容易因决策失误而遭受较大的经济损失。再加之生猪产业化程度低、从众心理强，容易出现一哄而上或一哄而下，造成生猪生产大幅震荡。小散户没有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难敌大市场。而规模化养殖则能克服散户生产弊端，有利于生猪生产的稳定发展。此外，不断上升的养殖成本压缩利润空间、养猪业贷款难，规模养殖用地困难等等，都是导致养殖户难以抵御市场风险的原因。

（四）外部冲击

经济增长对生猪生产与价格的影响。当经济增速较高时，饲养生猪比较利益降低，土地等要素向投资收益率更高的工业和城市转移，生猪生产下降；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和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镇，猪肉需求增加。生猪供给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促使生猪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又刺激养猪户扩大生猪生产规模。反过来，也是同理。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不仅会影响当年的生猪生产量，而且会对一年或两年后生猪生产带来影响。

疫病因素对生猪生产与价格的影响。生猪疫病对生猪市场的影响具有双向性：一是导致消费者对猪肉的需求减少，二是会使生猪生产者的生产量下降。通常情况下，疫情结束后，猪肉需求量会很快恢复，而生猪生产具有时滞性，难以在短期内补给到位，短期内供需失衡会导致生猪价格上涨，因此与需求相比，生猪疫病对猪肉市场供给的影响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其更进一步加剧生猪价格的波动性。2003年“非典”疫情、2006-2007年猪高热病，养猪业都遭受较大损失。

政策因素对生猪生产与价格的影响。1979年起开放生猪市场；1985年取消生猪统购统销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重点转向扩大生猪生产、调整结构、提高效率及提升质量和安全性。2007年生猪出现供应量绝对下降，国家出台一系列对能繁母猪补贴、生猪良种补贴等政策，极大刺激了养猪户的积极性。2009年出台了《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将综合调控措施的主要目标确定为猪粮比价不低于5. 5:1。此后几年，国家相关部委又适度调整了猪粮比价平衡点。生猪政策的调整，对生猪生产及价格都会带来较大影响。

三、我国生猪产销中面临的挑战与存在问题分析

如今，我国生猪产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和新起点，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有些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成为今后我国生猪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生猪生产方式较为落后，生猪生产规模偏小

我国生猪生产方式落后，规模小、分散饲养，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水平也较低，产出水平不高。我国年生猪出栏量1-49头的养殖户占总养殖户数的98. 94Yo，而其出栏量仅占出栏生猪的71. 25%。目前，我国小规模养殖仍占主导地位。但这种粗放的牛猪小规模养殖模式生产不稳定、资金缺乏、适应市场能力不强，且从众性强，加剧了生猪生产的盲目性，极易导致生猪疫病发生。饲养散户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低下，很容易造成周期性波动。

（二）生猪防疫难度较大，技术支撑体系不完善

动物疫病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已成为一个跨越国界、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我国生猪饲养以分散饲养为主，防疫不规范，疫病预防困难。随着生猪的生产发展，规模化发展加快，养殖密度如大，生猪很容易滋生疫病，而一旦疫病爆发，其传播速度快、传播面积非常大。一方面会造成大量的生猪死亡和生产性能的大幅度下降，给养殖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还会使养殖者产生恐慌而弃养，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